日本战犯在看管下进午餐。
“以德报怨”的深层原因
国民政府在战后推行所谓“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并对部分日本战犯曲予优容的主要原因，其一，是为安抚与顺利接收一百多万尚处于优势的日军，使之不致异动，这有其可以理解之处。曾参与芷江洽降的今井武夫回忆说：“当时中国方面对日军仍抱有相当不安的心情，尽管日军战败，日本政府本身已向盟国投降，但驻华百万日军，就大陆范围来说，还是一支堪称不败的精锐部队。他们对日军的动向一时难以预测，何况其中也可能有一部分不满分子和越轨部队，违反本国政府及上级司令部的命令，很难估计会发生什么行动。”国民政府到南京受降，是靠了美军飞机运送几千人到南京，勉强压住阵脚：“何应钦以中国陆军总司令今日在南京接受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之受降典礼……我国血战八年，至此告一段落。但以我国之获胜，得力于盟国之援助……即此受降典礼，亦系美之空运队，将以前装备较优之驻印军运往数千，乃得以维持秩序。南京附近尚有待缴械之日军十万人”（《王子壮日记》，第10册，1945年9月9日）。
其二是对冈村等人帮助国民党垄断受降权，对付中共，坚持完全向国民党方面投降的一种回报。冈村发布了只向国民政府军投降的命令，要求部下断然以武力拒绝中共的受降；亲撰《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的极密文稿面呈何应钦，为对付中共军队出谋划策。这些，正是国民政府最需要的。蒋介石在9月9日的日记中就曾写道：“此时唯一政策，在接收国内各地区敌军之投降与缴械，其次为接收东北之失地，使俄国不能不履行其条约义务为首要；否则，敌械未缴，西陲起衅，反为俄共与敌寇所利用，使中国纷乱不可收拾，则革命乃真整个失败矣。”
其三是为了换取日本方面的合作与支持，尤其是在国共内战后期处于竞争劣势的情况下，能争取到一批亲国民党势力，以阻止日本倒向中共，而继续承认国民党政权的唯一合法地位。1949年6月25日、7月26日，被无罪释放的冈村一再上书蒋介石，称“甚信钧座必能挽狂澜于既倒”，“表示对于世界情势之感想及反共愿望”。
其四，不可否认，这也是国民党军中部分人的亲日情结，对日军的钦佩，甚至敬畏心理的一种流露与反应，包括何应钦、白崇禧、汤恩伯、王俊、曹士澂、王丕成、陈昭凯、国防部二厅部分参与受降与处置战犯的军官。今井武夫去芷江洽降，中国方面为使日方代表没有压迫感，最初布置成圆桌会议的形式，“但临开会前，想不到美军插手干涉，急忙改成长方桌面对面的对谈方式。日本留学生出身的人们对此表示不满，以美国人不理解东洋道义而表示愤慨”。“他们告诉我们说，在会谈结束后，他们为我们顺利地完成任务而高兴，认为我们虽然是战败军的使节，并未曾有损于他们曾经留过学的国度的日本军人的体面，他们本身也觉得光彩，并互相拥抱流泪呢！”
笔者很难理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在1945年9月8日的日记中，冈村称：“何应钦是我中国好友之一”，1935年11月中国反日运动最高潮的时候，何还出人意料地在南京秘密约他吃晚饭，“他就是这样一个亲日派。如今向这位亲密友人何应钦投降，这是一段微妙的奇缘”。在另一处日记中，冈村说：“时常与我接触的中国方面的参谋们，均为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亲日派，近来过从甚密，不时向我透露中国方面的内部情况。”因此，冈村本人对国民政府历次讨论关于他的处理办法的会议情况了如指掌，甚至会上每个人的发言，他都能如数家珍地一一道出。1953年，冈村宁次与何应钦在东京再次见面，二人相谈甚欢，冈村表示：“我所以能摆脱战犯，亦多亏了您派来的律师帮助。”冈村问：“您在重庆的时候，常常受到很厉害的轰炸吧？”何答：“时常有轰炸，就是日本的疲劳轰炸较为讨厌，你们叫做什么？”冈村：“日本叫做神经轰炸。”何：“一连轰炸一整天，叫人无法工作。”冈村：“都是我的部属干的。”何：“多谢多谢！（笑）”冈村：“府上受过炸么？”何：“我住的地方炸中了两三次。”冈村：“真抱歉，如果您先在公馆屋顶上作一个记号，我可以叫他们不来炸呢！（笑）”（《冈村宁次将军会谈记》，台北《传记文学》第7卷第3期，1965年9月）。
当然，国民政府内也有一些坚持正义立场、在办理过程中不赞成过分宽大的人士，如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还有京沪医院朱院长，军事法庭要他以健康原因为冈村申请保释，就被他拒绝了；最后把冈村判成无罪也并非石美瑜的本意。“中国政府战犯处理委员会虽以曹士澂少将为首，其委员会成员除军事系统外，尚有内政、外交、司法等方面委员，这些人一般主张从严处理战犯。”只是他们的意见没有占据上风。即在冈村被释放后，“李宗仁代总统为争取和平，已下令对我重新逮捕，而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将军，将命令扣压不发，而令我乘船归国。此外，日后在东京，中国代表团团长商震亲口告我，李宗仁也曾命令商震将我逮捕归案，经与美军当局协商结果，予以拒绝。”汤、商等人的行为，自然是蒋介石在幕后操纵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