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降仪式上，何应钦代表中国接受日军投降书。
多方开脱冈村宁次
其实，对于战败后将受到严厉制裁，日军官兵并非没有思想准备。冈村宁次亦自称，“在停战初期，我自忖不仅被判为战犯，且死刑也在所难免。”但在实际上，国民政府却对他们实行了最宽大的方针。冈村宁次回忆，1946年2月17日，国民政府的日本问题专家王芃生私下对其透露：“根据蒋介石主席方针，确定战犯范围以最小限度为宜。”其后，何应钦、陈诚、白崇禧等都曾向蒋介石建议，冈村在战争结束后功绩显著，应予宽大处理，这一建议基本上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但要求此事在手续上应尽可能合法化：“此事可准，但对国际及法庭是否应另办手续，须待查明后方可发表。”
对于国际军事法庭有可能审处冈村宁次，国民政府也极力使之流产，不让将他押回东京出庭作证，担心其被扣押。为了敷衍舆论，国民政府一直拖到1948年8月才将冈村宁次移交军事法庭，“但审判只是走走形式而已”。开审之前，8月22日，典狱长孙介又到冈村居室探问病情并密告：“蒋总统本无意使先生受审，然考虑国内外的影响，不得不如此。但绝不会处以极刑。至于无期也好、十年也好，结果都一样，请安心受审。”还授意他“在受审时，对中国民众所受灾难，要以表示痛心为宜。判决后可根据病情请求保释监外疗养，无论是审理和入狱只是形式而已”。8月23日第一次公审，中间还休息三小时，“午餐是丰盛的中国菜。证人们对此大为满意，审讯中与我无直接关系时允许坐在旁边椅子上，候审室专为我备有大扶手椅”。“证人”是指几名日军军团长，并不是中国人。这对于之前穷凶极恶的侵略者的“以德报怨”，实在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种情况，台湾出版的现有几种有关战犯审判的资料只字未提，倒是“受惠者”冈村事后洋洋得意的回忆记载甚详，为我们留下了一份难得的记录）。
1948年11月28日，冈村又获悉，在各方召集的讨论对其判决的会议上，何应钦、曹士澂（国防部二厅副厅长）等主张无罪，“但司法行政部长则主张参照舆论并与东京军事法庭量刑一致，以判处无期徒刑为适宜。”1949年1月3日，汤恩伯再上呈蒋介石，“拟请准将冈村宁次宣告无罪，遣放回国”，蒋介石“批复许之”。就这样，1月26日二审时，终于将之判为无罪，一时间，在场的记者一片哗然。这时，“聪明的法庭副官向我耳语：宜乘此混乱时机从后门走脱为妙。我乃与松冈从后门走出，徒步返回寓所。”“关于对我的判决，军方以外各方面有的主张判无期徒刑，石审判长曾拟判徒刑七年，我自己也希望如此判处。这样，表面上也好，实际上因有种种条件即使服刑也几等于零。今天判决无罪我想主要是以何应钦国防部长为首的军方要人，尤其是汤恩伯将军强硬主张宣判无罪的作用。”
事情到此还没有完———还得将其余在押的战犯送回去，放出来：“汤恩伯将军曾屡次对我说：蒋主席内定伺机将与中国有关的战犯全部释放回国。”“我也为此积极活动，终于达到目的。于1949年1月30日，上海监狱在押战犯全部乘船归国。”“战犯被转到日本国内之后，中国政府曾一再要求仍由中国处理”，但被麦克阿瑟拒绝，“而中国方面仍维持签订和约时全部释放的内定方针”。1952年4月28日，和约签字，8月5日正式生效，“于是现存88名中国关系战犯全部出狱。……6日出狱战犯代表8人，由我陪同前往中国大使馆拜访正来日本访问的国民政府特使张群，表示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