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坚决取缔一贯道》宣传小册子。（图：杨东晓）
隐道1950
1950年正月里，一贯道“师母”孙素真在上海富民里25号一贯道“上海公馆”分批召见了各地负责人，布置秘密活动章程。这是一贯道对于新政府取缔政策最初的反应。
“武汉枢纽”的郭昆兰向王效峰等人传达了“母谕”：佛事一律停止,一切形象要丢掉。停止点道，烧毁书训、名册、账簿、相片和通讯地址等。马上就要“天考揭晓”，“天考”就是新政府要取缔一贯道，“这是天考人的志向，千万别拉出前人，扯带后学”，其他还有“魔考”、“财考”等多种惑众方式。
在她发给各地道坛的信中，定下“修道是为灵性出苦”的基调。说为了“灵性”出苦，对新政府要抗拒到底，坐牢、枪毙、妻离子散、家败人亡、身心遭受任何严重痛苦都要“看淡”。等一贯道的“祖师”李文斯出来就好了。
她认为能“好了”的日子，定在1950年端午节前后。到了1951年，“魔考”就过去了。
为了使道徒更好地隐蔽下来，“形象”要这样改变：说话走路不能再斯文；要改变原来剃光头、留胡须、穿长袍的外形，西装制服都能穿了，也可以打领带、留长发、穿皮鞋，偶尔看个戏、抽两口烟也被允许。家门口要挂鱼挂肉，让周围邻居知道他们不是吃斋的；各组长由新人出面，老人退到二线用化名，比如武汉的王效峰改为王义成，郭昆兰改名学仁。
在称呼和通信方面,改用商业语言。这期间孙素真亲自规定了隐语的打法，点传师叫“经理”，吸收教徒叫“收货”、渡大仙叫“鲜货”，放点传师为“吃股份”，道徒被抓叫“因病住院”，释放叫“病愈出院”，被取缔叫“生意不好做”（《地下神秘王国：一贯道的兴衰》秦宝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