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1951年，从“一贯道”会首家中搜出的武器、子弹及蒋介石的委任状。（资料图）
这一年的7月10日，15岁的江厚与同学们在铁岭联合二中开始了为期20天的“彻底取缔一贯道”学习和培训。铁联二中的校长谭伯是县委委员，这一政治任务由谭校长直接从县里带进学校。这个暑假里，像江厚一样返校的，还有该市数千名学生。
1949年前后，乱世中国产生了上百种地下组织和宗教团体，一贯道是1950年代初各道门、会门中势力最大的一个，一贯道最盛行的是华北地区。
原北平市长彭真曾经毫不避讳地说：“一贯道是北平的第一‘大党’”。事实上，拥有几十万信徒的一贯道一直“跃跃欲试”，对刚刚成立的新政权来说，这的确是一种威胁。在山西，一贯道总道首薛洪还提出“以道治国，以道化党”的主张。
而在中南部省份，则暗中传递一贯道“师母”孙素真的“母谕”：真人快出世了，千万可要好好修呀，特别要防备七十二个假祖师出来”，“七十二，写出来就是个‘毛’字。”对于武汉解放，一贯道这样放风：“挂红旗五星心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
早在1948年，中共东北局和华北局，就已分别发出指示，要求各地政权机关依法取缔反动会道门。先期解放的北中国，率先开始了对会道门的取缔。这项运动很快就跨过了长江，遍及全中国。一贯道的脚步也在这把铁扫帚的追赶下，开始从北方一路向南，再向南。
而1950年的全国公安会议上，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指出：“由于会道门主要是利用群众的迷信落后进行活动，因此，农村取缔会道门必须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城市必须在民主改革以后，即必须在广大群众具有初步的政治觉悟，经济生活亦有初步改善的基础之上。”
北京市委制订了具有地区针对性的方针：逮捕点传师以上的重要分子及其他有政治破坏活动者；登记点传师以下，包括三才在内的家坛主以上分子；对一般道徒一经声明脱离组织，停止一切活动则免予追究。（《北京取缔反动“一贯道”纪实》许圣义、许圣道、许昌浩）
8月1日，江厚和同学们来到辽河以西地区，白天走访受害者和普通民众。晚上向公安大队汇报情况，在每个村子都举行揭批现场会。在警力不足的情况下，先培养学生，再由学生来发动群众的做法，切实可行见效也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