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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普通师生“文革”时期的“海瑞之祸”

“文革”即将开始之时,一名中学生,一名大学生,一名中学老师,因为各自写了文章反对姚文元,卷入了一场始料未及的“文祸”。

三名普通师生文革时期的“海瑞之祸”

1966年“文革”开始,中学生马以鑫到北京“大串联”,在天安门广场参加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活动。

三名普通师生文革时期的“海瑞之祸”

1966年姚全兴(左)到北京“串联”。

   黄花满地

  惶惶不安中,马以鑫等来了1968年底的高中毕业分配。他母亲参加了街道革委会的“上山下乡”动员工作,劝他去黑龙江。当时知青到黑龙江有两种选择——兵团和农场。他觉得自己的“身份”去兵团可能比较麻烦,就去了嫩江农场。

  到农场没几天,有个哈尔滨知青说,“马以鑫,你不得了,你反对过姚文元?”他大吃一惊,正猜想是谁走漏了消息。对方告诉他:“你的档案里有一份检查。”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马以鑫潜入农场存放档案的办公室,找到自己的档案:只有一份表,中间有他自己写的交代材料。当时真想把它撕掉,终究还是不敢。

  因为会写文章,他被借调到农场场部宣传队,写过独幕话剧、小歌剧、舞蹈脚本,排练时还兼做导演,创作的节目在区汇演里获了奖。在嫩江农场,他有了点名气,外号“小节目”,成了场部的“人才”。

  但无论到哪儿,总有人指着他说:这人写过反姚文元文章的;或客气一点说:这人蛮会写文章的,连姚文元都反过。

  1973年,高校开始招工农兵学员。经过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审核、考试、体检,马以鑫终于走到最后一关。

  一晚,上海师范大学负责招生的罗老师把他叫到招待所,一坐下就问:听说你写过反姚文元的文章。马以鑫如五雷轰顶,结结巴巴把这事说了一遍,“上海人说‘哭作乌拉’,当时大概就是这样的表情。”

  罗老师挥挥手让他走了。走出招待所那一刻,他心如死灰。一周后,他却意外收到上师大的录取通知书。

  作家叶永烈曾采访过罗老师。谈到往事,他只说了一句话:“不要因为17岁的一篇文章而影响他的一辈子。”“文革”结束后,马以鑫到罗老师家登门道谢,并再次追问当年放他一马的缘由。罗老师说,“当时我们对张春桥、姚文元其实很看不惯,有人反对不是蛮好嘛。”

  在北大荒,他有过两段朦胧的感情。他结识的一个上海女孩,极漂亮,极有才气,“我哼出一个调子,她立刻能把谱子写出来。”1970年,他探亲归来,得知她的遭遇——被农场当时最高领导、一个副师级干部奸污了。事情闹得很大,她和几个有相同遭遇的女知青到处告状。再后来,她从分场调出,从此失去联系。

  他把这位能写琴谱的姑娘、自己的经历都写进了半自传的三部曲小说:《红潮滚滚》《蓝天浮云》和《黄花堆积》。

  千里之遥的上海,林丙义和姚全兴则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风浪中煎熬着。

  从1968年初开始,林丙义发现自己被秘密监视了:只要走出校门就有人盯梢,私人信件都被撕开检查,有的还被扣留。来看他的亲友也被查问,甚至被牵连。

  他哥哥曾专程从安徽来看他,到了虹口中学,看到校园内外贴着“打倒大右派林丙义”等大幅标语,不敢和他相见。直到“文革”结束,家人都不敢与他联系。1978年,在福建的姐姐从《文汇报》上得知他平反的消息,立即写来家信。分隔十多年的手足才得以重聚。

  工宣队进驻武进中学后,林丙义被关进“牛棚”。和他同住一间的,是一名外语老教师,叫孙立信。因为解放前在广播电台工作过,他被打成“国民党特务”。

  孙老师患有严重高血压,需要按时看病服药。因为公费医疗卡被红卫兵涂上“牛鬼蛇神”字样,他到医院看不了病。

  一天凌晨,孙老师在穿棉毛裤时突然仰面倒地,脑溢血死去。“牛棚”只剩下林丙义一个活人,为死者换衣、把他背出“牛棚”等后事,都是他一个人做的。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牛棚逐渐取消。林丙义有了些人身自由。但组织对他的结论中还写着“矛头对着无产阶级司令部”,到1973年“清队”复查时才改为“经查明,林丙义与反动学术权威和修正主义黑线无关,是属于认识问题,不予处理”。

  “文革”后期,全国都在“备战备荒”,林丙义被安排参加“人防工程”,后来又当电工。有单位请他讲“二战”,他依据《第三帝国的兴亡》讲战前国际关系,相当透彻。

  上师大悄悄请他去教材编写组,“但又不把我的名字和身份署出来”。从此,林丙义又开始写点文章上点课。但有“两篇错误文章”压在身上,他继续“夹着尾巴做人”,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他到35岁才成家。爱人家庭成分也不好,是“黑五类子弟”。结婚前,他岳母还到虹口中学去调查他的“历史问题”。

  弥漫着有毒气体的化工厂车间里,姚全兴整整当了12年“三班倒”的打包工。他不怕吃苦,惟一怕的是又被人翻旧账。

  进上海第三化学纤维厂不久,厂里的造反派就贴出批判他的大字报——“彻底批判姚全兴的大毒草!”“踩上一只脚,叫姚全兴永世不得翻身!”接着又是批斗大会,“喊口号,挥拳头,几个老工人上台批判我,说要是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诡计得逞,工人阶级就要吃二遍苦,他们这些老工人就要遭二茬罪。”

  自此,他连在车间班组里读报的资格也没有了,“一打三反”时,被当作“混进工人阶级队伍的异己分子”。和他一道关进“学习班”的,有个叫“歌王”的青年工人,歌唱得很好。“人家叫他写检查,写了以后还不够,要他再写,用太阳灯照他的眼睛,晚上也不让他睡觉,逼他继续交代。他这个气质是受不得冤屈、受不得打击的,就在铁架子上面把自己的衣服、裤子撕成一条,上吊自杀了。”

  “歌王”叫李世和。自杀前一晚,姚全兴听见他在哼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 责任编辑:胡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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