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2月15日《光明日报》发表姚全兴的文章。
1965年12月3日《文汇报》发表林丙义评姚文元文章。
“认识问题”
马以鑫也感觉到气氛在起变化。
先是校长找他谈话，问他写文章的缘由和经过。一晚，副校长苏渔溪来家访，笑嘻嘻的，只说让他好好吸取教训，不要有太大压力。此后，苏校长经常到他班上来，吃饭时也找他一起聊聊，像没事一样。“很长时间里，他都竭力保护我。”
12月27日，吴晗的公开检查文章发表后，苏校长特意安排了一次活动，让马以鑫谈谈怎么写这文章的。“实际上相当于让我公开检讨。但我当时没有这么理解。我就谈我是怎么爱好文学，又怎么写了这篇文章。一点都不紧张。”苏校长最后做了总结发言，说同学们应该吸取教训，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培养红色接班人。
压力还是越来越大，学校里开始有同学当面嘲笑他。马以鑫写了一封信给陈总编，说自己很痛苦、很后悔。几天后，他收到一封写着“文汇报社”大红字的信，里头是几行毛笔字。
以鑫同志，你的来信收到，你现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你属于认识问题。不过，从这件事你如能吸取教训，改弦易辙，对你未必不是件好事。陈虞孙。
可将此信交予你们校领导一阅。
班主任当即拿走了信。这封信极大地保护了他，此后压力有所减轻。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文化大革命迅猛地发动起来。
6月初，敬业中学里的大字报已铺天盖地。马以鑫发现，其中有不少揭发他“反对姚文元”、“恶毒攻击姚文元”，是“反姚急先锋”、“修正主义苗子”等等，还有很多是批校领导对他的包庇、纵容。
8月，学校出现红卫兵，并分裂成两大阵营。他做起了“逍遥派”，跑到各大高校去看大字报。他也曾偷偷溜到文汇报社，在满墙的大字报中，读到有人揭发说是陈虞孙授意马以鑫写反动文章，并为他取了“马捷”的笔名。正觉哭笑不得，看到挂着围袋、戴着帽子的陈虞孙，好像在打扫厕所。他没敢打招呼，一溜烟跑了。
有一天，他接到学校红卫兵要他到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命令。回到校园，有两个战斗小组分别给了他一张毛主席语录卡。他也做了语录卡，抄了两段话交给两队红卫兵。傍晚正要回家，突然有人大吼：“马以鑫，你不能回去！”他被四十多人围了起来，其中一个红卫兵命令他坐下，一个声音高吼着：“马以鑫，必须老实交代你的反革命罪行。”
他傻掉了，一时不明白自己到底做了什么。有人“啪”地把两张卡片重重摔在地上，正是他做的。“你还不老实交代，你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什么态度！”“你这是感情问题还是立场问题？”
“其实要上纲上线的话，他就是犯了严重罪行了！”马以鑫回忆起这个场景，比划着当时“有点恶毒”的第一反应：看看对方，很夸张地弯下腰，伸出双手恭恭敬敬把地上的语录卡捡起来，捧在手里仔细端详——他这才发现，毛主席头像背景外的那圈金光被他剪得有点毛糙。
正闹得不可开交，两个女同学突然站了起来，高声说：“你们不要瞎搞，这怎么是反革命啦？马以鑫又没剪到毛主席头上身上，你们说来说去就是那个背景圆还是不圆！”红卫兵中有人跟她们争吵起来，更多人愣在那里。
马以鑫感动得想哭。“她们的名字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一个叫夏琪玮，一个叫蒋璋。我同她们两个平时不大接触的，讲话都很少。后来回想起来非常后怕。如果不是那两个女同学，事情会没完没了，非逼你承认不可。我一承认就完了，直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上报到公安局派出所。那个时候不跟你讲任何道理！”
令他难过的是，逼他承认“反革命”的叫嚷声中，情绪最激烈、嗓子都喊哑了的也是两个女生，原是和他要好的朋友，经常一起拉小提琴，偷读《红楼梦》，彼此有一点超乎友谊的朦胧情愫。事实上，“马捷”的笔名也是其中一个提议的；另一个在他第一次去文汇报社时，还提醒他要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要轻易放弃。“大概她们怕牵扯到自己，要和我划清界限吧。”
之后，为了“深刻剖析马以鑫的反动思想”，两个红卫兵押他回家交出日记。邻居看到，还以为马家被抄了。幸好他的日记就是日常生活点滴的记录，既没有闪光语言，也不是反动言论，没被揪出问题。
此时，北京西路的圣彼得教堂，一场批评和自我批评大会也正在激烈进行中。姚全兴上台检讨，说自己一时冲动，没好好考虑阶级斗争问题，今后要吸取教训。
不久，他被要求交代自己的“政治问题”，搜肠刮肚地往自己脸上抹黑。由于他是编制外的函授生，再加之出身“清白”，躲过了最初的武斗。但他觉得，迟早会有秋后算账的一天，“我这评姚文章到底算什么性质，要讲讲清楚，弄个明白”。
1966年下半年，他趁着到北京“大串联”，跑到了光明日报社。一位姓乔的工作人员接待了他，说：文章肯定是错的，但思想包袱别太重，按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十六条”，学生犯错误是认识问题，认识好了，积极改造，回到革命路线，还是有出路的。“这实际上等于告诉我：正确对待，接受改造，脱胎换骨。”
林丙义也在心惊胆战中度过了1966年的夏天。虹口中学出现了不少揭发他的大字报，大多涉及他的文章。他写大字报反击，大意是他的《论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评〈为谁化装？〉》是捍卫毛泽东思想，还责问《文汇报》为什么不发表，“伍丁”到底是谁。这篇大字报的原稿被红卫兵抄去，后来成为他的“罪状”之一。
不久北京红卫兵到上海“煽风点火”。到虹口中学来的是以前的毕业生，鼓动林丙义起来“造反”。在他们影响下，同时也为了自保，林丙义开始接近红卫兵组织。
从北京“串联”回上海后，他参加了学校的“教工造反队”，成为头头之一。到1967年，他成了区革委会教卫组核心组成员。区里筹办一所新中学，他被任命为筹建组主要成员，后来还是新学校的领导成员。
1968年1月的一个黑夜，一群来自虹口中学的红卫兵翻围墙包围了林丙义宿舍，抄去他所有文章底稿，包括他大学时留下的学习笔记和大量资料摘录。此后，他被撤去所有职务，接受审查和批斗，罪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右派”。
“四人帮”垮台后，他从虹口中学教师中得知了一些内情：当时，虹口中学有个学生被派到市里参加编写工作。有一次，张春桥与他们座谈，当知道该学生来自虹口中学时，即问到林丙义的情况。不久，时任市委书记徐景贤就在某次会议上对他进行点名攻击。“所以，红卫兵这次突然袭击是有背景的。”林丙义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