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的讲演，这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件。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让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刊登此文，王明借口文章太长不予刊登。
中央又致电长江局，让分期刊登，王明仍然不理不睬，就是不同意刊登，至于为什么，王明直到晚年才透露其心机，他说：我和秦邦宪（博古）、项英、凯丰及其他同志一致反对这篇文章，因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义务相矛盾。共产党的政策是，中国人民应当积极同日本侵略者作战，这一方面是为了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则借以阻止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反苏战争，所以，我们决定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一文。
毛泽东有意回避，尽量忍让，却使王明产生错觉，以为他的钦差大臣的地位本该如此，更是将长江局凌驾于中央书记处之上，凡事都是不请示汇报，先斩后奏，客观上已与中央闹独立性。这些被早已赋闲的共产国际前代表李德看得一清二楚，他和很多人都把长江局称作“第二政治局”，并说毛泽东“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去抗大以外，却很少露面”。连张国焘也说王明“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和方法”。
对美关系的分歧
1938年七八月间，王稼祥由莫斯科回国，带回共产国际的新指示，肯定了朱、毛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政策”。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正是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重大命题。
会议结束的那天，毛泽东为会议再作结论报告，他说：“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六中全会对王明采取了温和式的批评，毛泽东根据王明“完全同意各报告”的态度，指出：“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王明则口服心不服，对毛泽东在六中全会所作的报告，一直持抵触情绪。王明的“完全同意”，其实是敷衍过关，他仍然攻击中共中央自抗战以来的方针太左了，指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只要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大资产阶级，这是不好的。认为目前应当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
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适时地改变了对美方针，有着与美国结成反日统一战线的良好期待。美国注意到中共在抗日战场上的突出作用，也开始重视对中共的工作。1944年7月，美国政府派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毛泽东将之称为中共“外交的工作开始”。他亲自为《解放日报》修改社论，称美军观察组为“战友们”，指出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是中国抗战以来最大兴奋的一件大事”。希望美军观察组的工作“会增进中美两大盟邦的团结，并加速最后战胜日寇的过程”。
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回忆：“我们刚一到延安，毛泽东就在一天夜晚的联欢会上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非常想更多地了解你们，当然，你们也想更多地了解我们。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后来，在枣园，毛泽东曾与我进行过长谈。他直率地向我谈起我们之间的关系，同时详尽地向我解释了中共的政策，解释了他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观点，并展望了战后形势的发展。我强烈地感觉到，他为了进行中国的建设，确实希望同美国进行合作。他十分希望把这些信息传达出去。”
这些信息很快便传至美国白宫。1944年11月，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访问延安，与毛泽东会谈，协调国共关系。会谈结束后，毛泽东应赫尔利的请求，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深愿经过你的努力与成功，得使中美两大民族在击败日寇、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
王明对此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说毛泽东走得太远了，已经背离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笔者不妨将他在《中共五十年》中的叙述，摘录如下，让读者去细细品味他与毛泽东的区别之所在，他说：1944年8月，毛泽东在和美国驻华使馆二秘约翰·谢伟思谈话时说，“我们不等待俄国的援助……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们应该合作”。当时他甚至对美国记者格·福尔曼说，“我们并不追求苏维埃俄国那种社会政治模式的共产主义。我们宁肯这样认为：我们所做的无非是林肯在国内革命时期为之奋斗的事情，这就是解放奴隶……。”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宣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为新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他肯定，“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其他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他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旦胜利，就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观点。
王明还说在国共内战爆发时，毛泽东就“幻想由美国迫使蒋介石建立一个以国民党为首、有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团体参加的‘联合政府’”；批评“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为什么迟迟在1948年的“五一口号”才提出；解放战争时，毛泽东“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不向美军开一枪一炮。政治上他沿袭‘门户开放’的策略以期同美国合作。”朝鲜战争时，毛泽东犹豫一旦中国出兵，“中美传统友谊就完了！”出兵后，当得知杜鲁门严禁麦克阿瑟下令轰炸中国东北时，毛泽东又懊悔中国不该出兵，寻求尽快地“结束战争”，以“逐步恢复中美友谊”。
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是个“亲美狂”。为进一步论证毛泽东与美国的关系，他甚至说：“1964年和1965年白宫先后把斯诺、李宗仁派往中国与毛泽东密切接触。”并说：“不言而喻，毛泽东和斯诺这样的老朋友无疑反复讨论了‘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如何开展等问题，尽管斯诺没有写过与此有关的报道。”
凡是没有偏见的人都有目共睹，毛泽东在处理中美关系时的高瞻远瞩，因势利导和远见卓识。王明则带着有色眼镜，固守一成不变的东西方冷战思维，甚至憧憬着“使中国返回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凡是与之相违，则都是“反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王明所不能容忍的，这也难怪，因为在他70年的生命中，竟有最为关键的30年是在苏联度过的，他的思维乃至语言都与苏联融为一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