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工作过的阅览室。
蔡元培办公室。
上世纪20年代的红楼门口。（资料图片）
棕红色的木质地板，走上去有“咚咚”的回声，虽已时隔百年，但仍光洁可鉴，隐约可以投射出倒影。从踏进这座曾经历经了风起云涌的北大红楼那一刻起，感受到的是一种厚重而静谧的力量。北大校友、已故著名学者邓云乡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说起老北大，人们自然想起沙滩红楼，说起红楼，人们又自然想起沙滩北大，在北京，红楼几乎成了北大的代名词。”
蔡校长的旧木箱至今仍在
走进红楼，左手的第一间就是蔡元培办公室。其实“五四”前后，红楼一层是北大图书馆。蔡元培、陈独秀等人的办公室及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的教室都在二楼。目前二层是作为办公使用，所以就在一层辟出蔡元培、陈独秀两个展厅。
展室里一个看似破旧的木箱被玻璃罩小心封起。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办公室主任、副研究员李金光说，“这是1916年10月，蔡元培从法国坐船回上海时，用来装书籍的箱子。”李金光说，这只箱子可以看出十分简陋。但就是用着这样笨重的木箱，蔡元培也要将书籍带回国。
回眸：在蔡元培时代，北大既有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钱玄同这样的新派人物，又有辜鸿铭、刘师培、林纾等守旧人物；也是在蔡元培时代，北大学生王昆仑的姐姐王兰想进校读书，因蔡元培的支持，成为第一个北大女生。北大之所以成为五四运动的发祥地，与蔡元培开明的“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不无直接关系。
毛泽东在阅览室当助理员
红楼一层西侧是第二阅览室，桌上的报架上陈列着《大公报》、《民国日报》、《国民公报》等许多当时的报纸。温和而安静的阳光从红木窗格中投射进来，让人仿佛依稀回到那个年代，阅览室中踱步思考的教授讲师、条凳上认真阅读、各抒己见的青年学生。阅览室入口处的小办公桌前，一个操着南方口音的年轻人认真而忙碌地办理着借阅手续，闲暇时则如饥似渴地阅读报刊书籍。这就是毛泽东，当时第二阅览室的助理员。正是这位不起眼的图书馆助理员，后来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回眸：毛泽东1918年秋天来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每天在这里负责登记新到的报刊及阅览者的姓名，管理15种以上的中外文报纸，每月收入八块银圆。当时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在北大的收入分别为600、300、120银圆。与毛泽东同龄的梁漱溟当时已是北大教授。
毛泽东在红楼工作期间，广泛涉猎各种社会思潮，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听过邵飘萍等人的新闻讲座，是《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忠实读者。
李大钊办公室诞生党小组
一楼东侧的套间，就是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时的办公室。
办公室外屋会客，里屋办公。李大钊虽身为名教授，但除了一张藤椅和一个茶几之外，没有一件不必要的陈设。会客厅更为简朴，一张大方桌配六把木头靠背椅，桌上茶盘里是粗瓷提梁茶壶和散落的报纸。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罗家伦在回忆中写道：“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
回眸：李大钊于1918年1月到1922年12月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此期间，他对北大图书馆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把一个旧式藏书楼转化为现代大学图书馆，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
1920年3月，他在这里同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讨论了建党问题。也正是在此间办公室的会客厅，诞生了北京共产党小组。李大钊为人谦和质朴，不少师生都喜欢到这里聊天，北方人居多，他们给这两间斗室起了个雅号——饱无堂（顾炎武批评北方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取名者以此自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