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国“三反”运动进入集中力量打大小老虎的高潮后，毛泽东发现了有些地方出现自上而下的压打虎指标，而且有层层加码之势，一些地方出现偏差，甚至用逼供信的办法打出了一些假“老虎”的情况，就立即指出：必须严禁逼供信，纠正错误。运动到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2月9日，毛泽东在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的电报里指出：个别单位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类情况请予迅速纠正。2月22日，毛泽东在转发华东军区“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又指出：全军打虎战斗已达高潮，目前第一要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2月26日，毛泽东在在转发中直党委“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再一次强调：“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这是目前打虎作战是否能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的所在”。
3月1日，李富春给毛泽东送去关于起草处理贪污分子的规定和追赃的规定，毛泽东当即批示周恩来酌处，说“还要宽一点，富春说得太严了。”到“三反”进入定案处理阶段时，毛泽东特别强调“认真负责，实事求是。”5月10日，他在中央转发的《中南局“打虎”新计划》批语中写道：“现当‘三反’运动进入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这个极其重要的批语对于纠正“三反”的错案，防止“三反”扩大化起了重要作用。
同时，毛泽东在处理有真凭实据的“大老虎”上也是慎之又慎的。刘青山、张子善是“三反”运动中揭发出来的第一大案，毛泽东直接督促此案的处理。刘青山、张子善分别是1931年和1933年入党的老党员，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领导干部，曾在敌人的监狱中面对严刑逼供，坚贞不屈，表现出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但在和平时期，他们居功自傲，贪图享乐，成了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俘虏。时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天津地区专员的张子善利用职权，先后动用专区地方粮折款25亿元，干部家属补助粮款1.4亿元，从修潮白河的民工供应站苛剥获利22亿元，贪污修飞机场节余款和发给群众房地补价款45亿元，以修建名义向银行骗取贷款40亿元，总计贪污挪用公款约200亿元（旧币），他俩不还同私商勾结，用公款倒卖大批钢铁，中饱私囊，使国家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干部群众反映强烈。华北局及时将情况及逮捕法办处理意见上报中央，毛泽东当即作出批示，肯定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
1951年12月4日，中共河北省委作出决议开除刘、张的党籍。12月14日，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报告了对刘，张“一致意见处以死刑”意见。12月20日，华北局将处理意见上报中央，提议“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
12月29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对刘、张的处理意见。经过慎重考虑，并征求党外同志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张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2月3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头版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侵吞国家资财的犯罪事实公布于众，同时发表了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张二人党籍的决定。
公审大会前，有人提出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意见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正是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意义深远的决定，是中国共产党人法纪严明，公正无私的鲜明体现。”
1952年2月10日，在河北省省会保定对刘、张执行死刑，人心大快，称颂共产党廉洁清正，大公无私。让国人清楚的看到：中国共产党发动“三反”，惩治腐败决不留情。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做李自成，决不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不让千千万万先烈的鲜血白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