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搞三反五反，是被党内滋生蔓延的贪污受贿、浪费、官僚主义和不法资本家行贿拉拢腐蚀干部、偷税漏税、盗骗国财、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等严峻形势而逼上梁山，并非是“他搞政治运动在行”而发动的。
“三反”缘起1951年10月毛泽东建议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当时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正在并肩抗击“联合国军”的秋季攻势。中共中央政治局15日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有关朝鲜战局的各项问题。依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方针，会议确定从“节约兵力、整编部队；精减机关，精减人员；收缩开支，清查资财；提倡节约，严禁浪费；组训民兵，实行义务兵役制”五个方面解决财政困难。
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展开后，毛泽东收到了东北局书记高岗送来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报告除了总结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经验外，还列举了沈阳市部分单位中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坦白的赃款达5亿（旧币）人民币，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严重，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的严重问题。这不能不使毛泽东深感吃惊。
毛泽东想到：早在进城前夕，就向全党发出了“敌人的武力是征服不了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了证明。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的警告。并提醒全党一定要把李自成失败的教训作为前车之鉴，牢牢记取。特意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印成小册子，号召全党干部阅读，“引以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在从西北坡去北京那天，对身边人说“是进京赶考”。在火车上毛泽东又对人讲不要做李自成。到了香山，还讲不要做李自成。
毛泽东要别人做到的自己率先做到了。他访苏回国途径哈尔滨，哈尔滨市设宴招待，把熊掌、飞龙等做给他吃。第一餐饭因有胡志明在座免强吃了。回到住地，生气地对身边人讲：这么好的饭有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嘛！我们国家现在这么穷，搞得这么丰富干什么！去交待一下，从明天开始，还按我们在家的标准去办。次日，他们改了，毛泽东很高兴地说：“这样子蛮好的”。同时交待说；“胡志明是客人，一定要招待好。”到了沈阳，饭菜比哈尔滨安排得还好。毛泽东很生气，接见干部专门讲了这件事。说我是不学李自成，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精神。我们不能这样做。
他敏感到在增产节约中暴露出的问题的严重性，决不只是东北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11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将东北局报告转发全国，要求党政军各级领导重视东北经验，“在此次全国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并要求各地、各部门将有关情况及时向上级和中央报告。这是毛泽东向全党发出进行“三反”斗争的第一个号令。
这充分表明，毛泽东开展“三反”，并非是“好斗”，而是被党内干部中已经滋生蔓延起来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逼上梁山的，是为惩治和克服党内已经滋生起来的腐败现象。面对党内腐败状况，他不可能视若无睹，而他像集中精力指导抗美援朝和镇反运动那样，又着手指导着“三反”运动。很快，毛泽东就收到第一批报告。他及时批阅，发现重要情况和经验，立即以中央或他个人名义转发全党，并加写批语。1951年11月30日这天，毛泽东转发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送来的报告。他在批语中说：“此电第三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必请你们加以注意。”同日，他还将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二书记刘澜涛列举河北省天津地委现任书记张子善、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的报告，立即转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批语写道：“华北天津地委前地委书记刘青山及现任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自治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以防止党被腐蚀的极大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