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6日，乌克兰基辅，反对派游行前唱国歌。
今年以来，乌克兰的局势成了举世瞩目的热点，并且已经发展到了经济社会全面崩溃，社会爆炸的程度。那么，乌克兰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考察乌克兰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乌克兰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动力之一。当时，乌克兰的克拉夫丘克和叶利钦、舒什克维奇一起签署了苏联的死亡证明书亦即《别洛韦日协定》。独立后，乌克兰和其它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一样，开始了经济上的私有化改革。乌克兰的私有化进程中，产生了“合法但不正当”的所有权。早在1997年，就有学者把乌克兰的资本主义称为“黑手党式的”资本主义。
经过了20年的私有化，在这种畸形的所有权制度下，20世纪90年代乌克兰最有利可图的经济活动不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生产，而是倒卖财产(吞没资产)。由此，乌克兰的正常投资活动，以及资本设备的更新等最基本的再生产活动都无从谈起。这种状况并没有随着2000年后乌克兰经济的勉强恢复而终结，而是愈发泛滥。
乌克兰民众对这种状况显然是不可能欣然接受的，但是由于这种私有化的“合法”外衣，大众的不满被模糊化了，无法找到确定的对象——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模糊的不满为右翼运动(纳粹)提供了温床。同时，乌克兰私营部门雇员的很大一部分收入也成了乌克兰政府保持沉默的灰色收入，乌克兰的影子经济也茁壮成长。
与其它转轨国家一样，乌克兰盛行的经济思想是来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不过，在乌克兰，这种思潮及其政策所面临的问题，并非大众的反抗运动，而是首先来自掌控乌克兰国家机器的寡头们的不满。乌克兰新自由主义遇到的障碍是社会的碎片化，各个地区被不同派系的寡头所瓜分，成了不同派系寡头的势力范围。例如，乌克兰顿巴斯的煤矿业就不理会世界银行的建议而自行进行了非正式的市场化和私有化。这种非正式的市场化和私有化不仅没有任何“自主”的好处，反而增加了对“内部人”(经理)和国家政权的依赖。这样一种对新自由主义的“阻挡”，不仅没有克服新自由主义的固疾，反而造成了一种比新自由主义更加恶劣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