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最为活泼的是廖承志，他是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的首席代表，任何时候都是乐呵呵的，总爱开玩笑。在一次分组会议的签到簿上，他故意用毛笔尖把自己的名字写得比蚂蚁还细小，令人无不发笑。有一天，大会刚宣布休息，他就跑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座位处，先摸摸胡耀邦的头，又揪揪蒋南翔的耳朵，再从后面用双手把冯文彬的眼睛蒙住，冯文彬好不容易才挣脱出来，又气恼又好笑地说：“你别再调皮捣蛋了，好不好!”一位老大姐说：“小廖啊，你还是这么爱打打闹闹，你真是青年人的头!”旁边一位代表纠正说：“是娃娃们的头!”
原题：《第一届政协秘书处工作琐忆（下）》
宋庆龄报到
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有“特别邀请人士”75人，为了工作方便，秘书处把“特别邀请人士”也算作一个单位，即第46个单位，第一名就是举世闻名的宋庆龄女士。
宋庆龄是从上海专程来北平参加人民政协会议的，由邓颖超、廖梦醒和管易文陪同她乘坐火车于8月28日下午抵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和各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以及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的代表郭沫若、蔡畅等数十人到车站迎接，在北平火车站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领导通知我和荆惕华两位女同志来负责宋庆龄的报到，我们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在我的心目中，宋庆龄从来就有着极为崇高的形象，过去我们都称孙中山为国父，孙夫人为国母，但是却没有机会见到她，现在要亲自接待她来签到，怎能不兴奋呢!
在准备过程中，迟先达同志告诉我们一个情况：宋庆龄不习惯用毛笔写字。他说：“我们应该尊重她的习惯，为她的签到准备一支钢笔。”为此，我们在签到的宣纸上试用了好几支笔，才挑出一支比较合适的钢笔。
9月中旬末的一天，天气晴朗宜人，我们在怀仁堂门口的报到处等待着。宋庆龄由管易文陪同着来签到了，她用钢笔很工整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我们目送她走进一辆小汽车，随即驶离了怀仁堂。
在9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有一整版刊登人民政协会议的照片，其中有宋庆龄到政协报到的照片，照片中有荆惕华和我站立在签到桌旁。周围的同志指着这张照片对我说：“呦!你们两人竟被拍摄进了这个历史的镜头!”
30多年以后，在1983年参观宋庆龄故居的时候，我又看到了这张照片，我对同去的朋友说：“那就是我。”这话被宋庆龄故居负责人杜述周同志听到了，他立即向我询问起来，感叹道：好多年了，一直不知道这两位女同志是谁!他热情地让我留下姓名和地址，可惜我已不知道荆惕华的去向。他说：“你们自己也保存有这张照片吧？”我说：“没有，那时工作很忙，纪律又严，我们不敢去要照片。其实我们常碰到摄影记者侯波、陈正清等人，但从来没有向她(他)们提出过要求。”他表示一定要翻拍了寄给我。果然，几天以后，我收到了杜述周同志寄来的两张五寸的翻印照片，让我留作纪念。
大会开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9月21日晚七时在怀仁堂开幕。
开会期间，我们的任务是每次会前在会场单双号两个入口处向代表们收签到卡，根据收到的签到卡来统计到会的代表人数，向领导报告。然后我们进入会场，分别站到最后一排座位后面的一个固定位置，当会议议案交大会举手表决时，我们要做数票工作，每人分管几行，从后往前走三次，边走边数：赞成的多少，反对的多少，弃权的多少。为了做好数票工作，事前迟先达同志领着我们到怀仁堂实地演练过两回。
开幕式前，周恩来代表政协筹备会报告会议各类代表名额、大会主席团名单和会议秘书长人选(林伯渠)，由全体代表举手表决。我们从后向前数了三遍，每个代表都举手赞成，无一人反对，无一人弃权，全体一致通过。记得后来几次大会的议案表决，情况也是同样，所以我们的数票工作很顺利，很轻松。
当主席团成员登上主席台后，政协筹备会主任毛泽东就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军乐队奏起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会场外鸣起礼炮，全场代表起立，热烈鼓掌达五、六分钟之久。接着是毛泽东致开幕词，几乎是每讲一两句就要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他说：“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会议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和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国旗、国徽；决定国都、年号；“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时全场欢声雷动，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开幕式上还有刘少奇、宋庆龄、何香凝、张澜、黄炎培等十二位代表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都讲到要把旧中国建设成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自6月份起新政协筹委会的各个小组就为这些工作非常紧张地忙碌着。我常路过勤政殿里那个堆放国旗图案的房间，从全国各地以及海外不断寄来各种设计图案，图纸堆得很高很高，后来知道有2992份。一个由马叙伦为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为副组长的十六人工作小组，认真地对所有图案一一审看、比较、筛选，到大会前夕选出了若干幅图案提交会议全体代表讨论、挑选，为公正起见，对图案只编号而隐去设计者姓名。经过激烈争论，直到9月26日，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综合代表讨论意见，向大会提议采用经过修改的第32号图案，即五星红旗作为国旗。在9月27日的大会上，这一提案在全场热烈掌声中一致举手通过。我至今还保存着一份当年印发的五星红旗图案。
为女代表服务领导嘱咐我们，在会议期间，除了各项交办的任务，还要主动为代表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科长特别嘱咐我：作为一名女工作人员，要多关照女代表的需要。
我向罗叔章副秘书长表示：女代表有事可多找我。她微笑着说：“你年纪很小嘛，就当工作人员啦!”我回答说：“我已十七岁，是秘书处议事科的。”也许这一对话被陆璀代表听到了，她高兴地问我：“你能帮个忙吗，我有一些材料正要送给×××，不知他在哪里?”我跟着走到她的座位旁，她把一个文件袋写上名字交给了我，我随即根据大会的“代表席次表”找到了这位人士，转交了陆璀代表的材料。
有一天会议休息时，张晓梅代表对我说，散了会她要去某处办事，不知怎么走？我打听清楚后，为她带了路。
我还为“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抄写过发言稿。她于1938年在河北平山县农村参加共产党，曾先后送自己的儿子和孙子参军，在家乡组织妇女搞生产，做军鞋，救护伤病员，是著名的拥军模范。她识字不多，但贡献很大，很受人们尊敬。为了她能在特邀人士的分组会上顺利发言，我将她的发言稿用毛笔把每一个字都写得很大、很工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