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在乌克兰克里米亚的辛菲罗波尔镇,克里米亚鞑靼人埋下了一枚“时间胶囊”,在这枚将要通往未来的“时间胶囊”中,留下了分别用鞑靼文、乌克兰语和俄语书写的“为克里米亚的发展而努力”的信息。在胶囊的外壳上,则写有“语言、思想和行动一致,发展需要团结”的字样。
18世纪,在一次次血腥的战争后,沙俄帝国终于将克里米亚半岛纳入自己的版图,但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内心从来没有真正认输过,时刻想着摆脱俄国的控制。二战中,德国人入侵克里米亚半岛后,当地居民纷纷参加欢迎德军的活动,并把希特勒称做“救星”。二战结束后,斯大林给克里米亚鞑靼人打上“叛国者”的标记,下令将当地18万余克里米亚鞑靼人悉数流放中亚。从此克里米亚鞑靼人失去了家园,踏上了苦难的流亡之路。
克里米亚鞑靼人为返回故乡而做的努力一直没有中断,正如时间胶囊上所写,鞑靼人非常团结,为重返故土不断抗争。今天,已有逾25万鞑靼人得以陆续还乡。但故土早已易主,回流的鞑靼人要怎样真正找回自己的故乡,怎样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成为他们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成为乌克兰重要的社会问题。
第5859号驱逐令
1944年5月11日,苏联红军收复了克里米亚半岛。同一天,国家国防委员会发出了斯大林签署的第5859号决议,下令将全部克里米亚鞑靼人迁往乌兹别克斯坦沙漠,罪名是“与德国占领军合作”。这项决议的第一个执行条款写道:“所有鞑靼人都被从克里米亚领土驱逐出去,到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地区作为特殊定居者永久定居。”
当时的苏联国家内务部和交通人民委员会共同制订了列车时刻表,确定了火车路线和运行需要的列车数量。驱逐令只允许每个克里米亚鞑靼家庭携带不超过500千克的财物,其余的财物,包括房屋、家具、家畜和农产品等,则一律充公。
1944年5月18日,在内务部两名副局长勃格丹·柯布罗夫和伊万·塞罗夫的亲自监督下,驱逐行动开始实施。共派出23000名官兵和9000名工人,100辆“威利”吉普车、250辆卡车和67个列车梯队,参与了这一行动。一大早,内务部的人就挨家挨户敲门,通知他们“因为背叛祖国被驱逐”,要求其在20分钟内整理好家庭财物。这么短促的时间,许多人根本来不及将驱逐令允许的500千克物品收集好,就很快被运送到附近的火车站,并被装入棚车。上午8时,9万名克里米亚鞑靼人被装上25个列车梯队,当天就有17个梯队共48400个流亡者被送往乌兹别克斯坦。
在缓慢移动的列车上,鞑靼人才意识到,一个漫长的噩梦才刚刚开始。运载他们的火车原本是运送货物和牲畜的,内务部把它们简单改装了一下,就把鞑靼人连同他们的财物塞了进去。每节车箱只有一个小孔作为原始的厕所,在拥挤和不卫生的列车上,致命的斑疹伤寒症开始流行。列车会定期在车站停靠,把患病者和死亡人员抬下车。死者大部分是儿童和老人。
内务部仅用了3天时间,就成功地把几乎整个克里米亚鞑靼人从世代居住的土地上驱逐了出去。被驱逐的鞑靼人共计183155人。在这一过程中,与家人失散的11000名年轻人则被派遣到建筑营或莫斯科煤炭盆地等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
1956年,前苏联政府下令称克里米亚鞑靼人没有资格获得在此过程中损失财物的任何赔偿。但是对于克里米亚鞑靼人来说,个人财产的损失是小事,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失去了家园。
一个民族的流亡
1944年6月6日,前苏联内务部报告说,共有176746名克里米亚鞑靼人抵达特殊定居点,与此前他们报告的被驱逐的人数183155相比,6409人在途中失踪,这些人中,除了极少数是逃离的,更多的人是在途中病死后被遗弃的。
特殊定居点建在偏远的村庄,被哨所、检查站、路障和铁丝网包围。苏联的公安机关制定了严格的方案,对这些定居点和定居者保持密切监控。要求每家每户派出一个代表,每隔十天就向公安机关登记一次,此外,每个人每个月也必须在公安机关进行登记。
1944年6月20日,前苏联政府又颁布了一项新法令要求卡拉恰伊、车臣、印古什,巴尔卡尔和克里米亚鞑靼儿童在俄罗斯接受小学教育。该决议还允许克里米亚鞑靼人在乌兹别克斯坦或俄罗斯接受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但不是以他们的母语。尽管鞑靼人失去了自己的母语、学校和媒体,但在流亡过程中,他们总会想方设法保持其独特的文化。
文化的亡佚还在其次,寒冷的冬天让这些流亡者的生活雪上加霜。他们栖身在匆忙建造的营房、泥屋和土防空洞里,只有窗框没有玻璃,冷风长驱直入,但他们连御寒的衣服和鞋帽都没有,只能赤脚在森林中劳作,或者在危险和有害健康的条件下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痢疾、疥癣、湿疹等疾病趁虚而入。面包供应也时时中断,往往两到三天才供应一次,每个人150克。
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到来,为乌兹别克斯坦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这些流亡者在乌兹别克斯坦广阔的棉田、矿山、工厂中辛苦劳作,对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克里米亚鞑靼人到来的第一年,当地的乌兹别克人视他们为“叛徒”和“纳粹合作者”,拒绝为初来乍到的克里米亚鞑靼人提供任何帮助,甚至向他们投掷石块。直到一年后,由于克里米亚鞑靼人与传统的乌兹别克人有相同的宗教信仰,他们之间最初的敌意才逐渐消融。
极度贫乏的物质生活条件、清洁水的缺乏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气候,让鞑靼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疟疾,黄热病,痢疾等疾病大规模爆发,而克里米亚鞑靼人对这些疾病几乎没有任何免疫力,得不到适当的医疗照顾和普遍的营养不良,使这些疾病的死亡人数急剧上升。
根据前苏联内务部的记录,从1945年1月1日至1946年1月1日的一年间,就有13183克里米亚鞑靼人在乌兹别克特殊定居点死亡。流亡的克里米亚鞑靼人人口锐减,有统计指出,仅在1944年到1948年,被放逐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就有29.6%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