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原因是，日本的“耻感文化”导致日本人的善恶观模糊不清。
用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中的看法，日本和德国分属“耻辱感文化”和“罪恶感文化”。两种文化的本质差别在于：“罪恶感文化”依靠启发人的良知，可以通过忏悔和赎罪来减轻人的内心的犯罪感；而“耻辱感文化”没有向神坦白的习惯，也没有赎罪的仪式，不能依靠人的良知来赎罪。因此，“罪恶感文化”仅仅依靠人内心的服罪就能行善；而“耻辱感文化”只有通过外部的约束力来行善，它至少要有一个想象的旁观者。这种分析尽管不十分准确、全面，却提供了观察这一问题的一个视角。
日本的“耻辱感文化”首先表现为一种“等级制文化”。某种程度上这与德国相似。但在德国，国民服从的是权威和秩序；在日本，国民服从的是特权。日本人对人际关系以及人与国家的关系所抱的整个观念都是建立在对等级制度的信赖之上的。可以说，没有无所不在的等级现象也就没有独特的日本文化。这种等级观念源于家庭伦理中“孝”的观念。“孝”要求家人必须尊从家长的特权，但与中国人所理解的不同，它还要求家人“各守本份”，在社会生活中，强调人们要处于一种“适当的位置”。日本人也是用这种观念来看待国际关系。他们认为，当年的侵略战争不过是日本政府想建立一个由日本所领导的国际等级社会，战争的失败说明他国“不守本份”，至多是说明日本建立国际等级秩序的良好愿望在现代的国际关系中行不通。从道义上来说，日本没有理由受到谴责，也不必为发动战争而道歉。
“耻辱感文化”的第二个表现是善恶观模糊不清。他们认为官能享受并不是一种罪恶，也不把个人的欲望看成是一种邪恶，所有一切官能的享乐，如果都处于一种“适当的位置”，即使给别人造成了精神和肉体的伤害，也不应受到责备。在日本人看来，世界并不是善与恶相斗争的战场。这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与中国人的善恶观念也迥然相异。美国历史学家桑索姆在他的《日本：文化简史》一书中写到：“通观日本历史，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辨认恶的能力，或者说他们不想解决这个恶的问题。”由于没有明确的“罪恶感”，“日本政府还坚信对过去的侵略和不人道行为不表示道歉就可以解决问题”，才有了诸如“日本发动战争并非侵略”，“大东亚战争有助于亚洲的解放”等种种论调。
日本民族对侵略战争反省不彻底，最重要的原因也许在于日本国民心中的神国观念和对天皇超常的忠诚意识。“孝”与“忠”构成了日本“等级制文化”的两大支柱。近代日本在推行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教育中，对天皇的“忠”得到有意识的培养，它和日本民族固有的神国观念即神道教相结合，成为一般日本国民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天皇被看成是隔绝尘世、纯洁无暇的善良的“父亲”，他不必为国务大臣的任何行动负责。战后，虽然天皇头上的神圣光环被打碎，从神还原为人，但对天皇的“忠”却成了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并未有多大触动。即使是那些反战的日本人，也未把他们对天皇的崇拜与军国主义战争政策严格区别，且根本不认为天皇应负战争责任。欲仁天皇1945年8月的“终战诏书”只字未提侵略和战败事实，对自己的战争责任更是完全排除，并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一直拒不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行。因此，日本国民不愿承认天皇负有战争责任，战争是由军部背着天皇发动的，天皇至多是没有及时阻止战争。日本一些反对反省侵略历史的势力正是打着这一招牌的。
最后，二战本身性质上的复杂性及战后对国民的教育，也使得日本没有正确的历史认知。
二战是一场由若干种战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战争，它大致有三个侧面：（1）帝国主义国家对弱小国家及半殖民地、殖民地的侵略战争：（2）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战争；（3）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和法西斯阵营之间的战争。战后日本单独强调第二个侧面，企图否定侵略和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界限，从而抹杀日本的侵略责任，甚至将日本美化成解决者。
同德国战后对纳粹的清算相比，日本对二战历史的教育，非常不严肃，背离史实。许多历史学家就强调指出，多数日本人根本不知道他这场战争是什么样的战争。历史课本中也通常回避这段历史。文部省还把“南京大屠杀”改写成“在日军占领南京后出现的大混乱中死了许多中国士兵和平民”，删除有关731部队在哈尔滨进行的细菌试验的段落，并禁止在课本中使用“日本在亚洲的侵略”字样。而篡改历史的教科书也一再得以通过官方审定。歪曲历史、掩盖民族的罪行，用一种错误的历史观去教育后代，只会使后代对民族的历史采取一种更加轻率的态度，更无法培养出一个有责任感的、取信于世的文明民族。（邓聿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