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深知，若在台湾建立自己的小朝廷，没有物资基础作保证是万万不行的。
蒋介石令蒋经国速往上海与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洽谈，火速将中央银行库存的美元和黄金白银统统运往台湾。蒋经国日记写道：“今日父亲派我赶至上海访俞鸿钧先生，希其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
当时，国民党经过所谓的“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强行将民间的几乎所有黄金和美元收归国库，仅中央银行就有库存黄金390万盎司以及7000万美元的外汇和相当于7000万美元的白银，合计约5亿美元。
在蒋介石的精心策划下，这笔巨额财富背着“代总统”李宗仁，由海军舰只全部抢运到台湾。每到黄昏时分，就有军舰停泊在靠近中央银行的黄浦江上，沿途是荷枪实弹的士兵。一个个大箱子从中央银行的大楼里抬出来，然后搬到军舰上。夜深人静后，军舰便悄悄离开码头，径直朝南开去。
据台湾媒体报道，1948年12月1日午夜，一艘看起来破烂不堪的货船，停靠在上海外滩江边。衣着褴褛的船员们，都是从海军中挑选出来的人伪装的。这便是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密令往台湾抢运黄金的船。当时，中央银行的几位行长已得到大批贿赂，并取得乘坐这艘货船驶往安全地带的许诺，条件是打开金库。
据当时的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李立侠回忆，这次抢运的黄金前后分成三批：第一批，也是最主要的一批，是1948年午夜由上海装运，总数为200多万两，直接运到台湾省基隆港；第二批劫走52.2万余两，先运到厦门，然后转达台湾；第三批是在俞鸿钧辞职之后，刘攻芸继任中央银行总裁，由汤恩伯亲临央行劫走19.8万两，这时离上海解放已不到10天了。前后三批，共劫走黄金277万多两。同时抢运到台湾的还有3526.9万银元，另有1537万美元则存进了美国银行的国民党政府账户。
1949年1月28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收到上海总领事恰伯特的一份电报：“上海市长吴国桢在本日会谈中透露，200万盎司黄金已转移台湾。上海尚存80万盎司，其中50万盎司以上正在运输中。”
这批曾被蒋经国称为“全国同胞血汗之结晶”和“国脉民命”的黄金、白银在台湾所发挥的作用，蒋氏本人曾作过如下评述：“政府在搬迁来台的初期，如果说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经济状况早已不堪设想，哪里还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
纸终究包不住火。李宗仁得知此事，雷霆大怒，将俞鸿钧撤职查办，命令陈诚把已运到台湾的黄金白银和外汇如数运回大陆。但这位李代总统自己也明白，此事的幕后主使是蒋介石，自己下的命令只不过是一张废纸，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库“大搬家”。
事实上，被抢运到台湾的还远不止金钱。在上海解放前的几个月里，蒋介石动用军舰将大批机器设备、原料、药品、棉纱等物资和一批技术专家向台湾转移，仅从上海一地就装走了1500多船。国民党方面到底从祖国大陆搬走了多少物资，民间一些对中共不了解、不信任的工商界人士和富豪把多少财富带往台湾，难于计数。其中，仅由蒋经国过问下，抢运走的中央银行金库的库存就有黄金90吨左右、银洋1500万元、美钞15 亿元。蒋介石还逼迫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将一些重要的工厂拆迁运台。他将珍藏在南京故宫博物院的原北京故宫所藏历代古玩字画精品，包括铜器、瓷器、玉器、字画等1424箱，图片画册1334箱，历史档案204箱，合计文物23万多件全部抢运到台湾，成为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对于搬不走的或来不及搬走的水电站、发电厂等，蒋介石则命令统统炸毁。总之就是一句话，绝不能留给共产党。
蒋介石、陈诚还亲自安排台湾兵力的调整，先后把蒋纬国主管的装甲兵、周至柔主管的空军、桂永清主管的海军、各特种兵部，以及在战败过程中又将刘安祺指挥的青岛守军、刘玉章的第 52 军、刘汝明的第8兵团、李良荣的第21兵团、胡琏的第12兵团残部、陈济棠和薛岳的海南守军残部，以及后来逃往越南的黄杰的第1兵团，在上海战役中败北后撤到舟山群岛的陈大庆、石觉部调运到台湾，加强台岛的防卫。期间，在1949年9月21 日成立台湾防卫司令部，由孙立人任司令，负责台湾地区总体防卫。
1949年3月1日，台湾省政府公布“台湾省入境军公教人员及旅客暂行办法”，开始办理“入境证”，限制出入台湾的人员。5月20日，陈诚以台湾“省主席”、“警备总司令” 名义，发布“戒严令”,“戒严”期间，除基隆、高雄、马公3港在“警备司令部”的监护下继续对大陆来台人员开放外，其余各港口一律封闭，禁止出入。控制去台人员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不利于国民党在台湾统治和社会稳定的人员不能去，这样一大批被国民党认为在政治上不能保持一致的人员被排除在岛外；二是不愿意去台湾但又关系到国民党政权形象和生存的人员必须去，其中有同情民主和爱国、不愿意离开祖国大陆的一些元老重臣和“中央民意代表”，有科技界精英、各类专门人才、工商实业界人士，他们则被裹胁去台湾。在这两类去台湾的人中间，国民党老臣到台后不久大部即被当局所冷落，科技人才、工商人士则成为台湾经济起飞的人力和科技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