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文干与颜惠庆就整顿新疆省外交特派员公署、整顿驻苏五领事馆、在新西伯利亚添设领事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商定中苏商约及废止新苏协定（1931年金树仁政府时签订，未经南京政府批准）、中苏划界、禁止新疆向苏购军火诸问题进行会谈后，于10月6日回到伊犁。7日，参加了张培元就职典礼。在伊犁期间，罗文干要张培元对盛世才“捐弃成见，不计前嫌”，“张培元的答复，就只有斩钉截铁，全无回旋余地的两句话，‘我就不让盛世才当边防督办，其他的事情什么都好谈’”（注: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六），第3313页。）。如果联系到金树仁出走塔城时，曾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委员会推荐张培元任新疆省主席兼边防督办的话，可以理解张培元能有此情绪。但是张培元在1933年6月12日曾致电行政院请中央正式任命刘文龙为新省主席，盛世才为边防督办，其中对刘、盛颇有赞誉之词:“查二公德才兼备，众望所归，任职以来，和衷共济，秩序赖以恢复，军事渐告结束，……盛督办不避艰险，提师东征，所有将士因久蒙训练，皆奋不顾身。……此非刘、盛二公之苦心孤诣，曷克臻此？”（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5)，第573页。）这就令人费解。但是不管怎么说，罗文干所推行的平衡政策实际上破产了，因为盛世才、马仲英这时正在迪化火并。罗文干原打算赴新疆南疆宣抚，也因南疆正在大乱而未去，遂绕道苏联西伯利亚铁路到海参崴，然后乘船回国。本来，罗文干此行计划四个月，结果两个多月就结束了。南京派到新疆的大员再次“铩羽而归”。
但是，南京方面仍然试图控制新疆，于是先前的“平衡战略”便变成了“张马联手倒盛”。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罗文干之人新本来就是考察新疆的情况，如果平衡牵制政策在新疆能够实现当然好，如果不行就换个方式；另一方面中央不了解新疆情况，主要依靠黄慕松和罗文干带回来的报告来决定对新疆的政策，而黄、罗二人均受盛之刁难，对盛世才都没有好印象，尤其是罗更不堪盛之辱，于是罗在离开新疆前夕便向国民政府建议说“以弟所见，盛昔以骗诈取得任命，中央为求苟安，循其所请。今盛仍恶性未改，怨声载道，中央若不早下最后决心，处以祸国害民之罪，此后中央将威信无存。一切善后办法，明日启程回京呈报，望中央此时勿再为其所愚，予以任何之援助。”（注: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第13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罗文干回南京后，曾讲新疆问题“其症结仅在吏治，故甚易解决，但具体解决方案，须俟与政府商酌，现尚不能发表。”（注:1933年11月14日《大公报》。）“本人自将巡视新疆所得贡献中央后，经过汪院长与各部会长官作深切商讨，大致对新初步方案，已有相当议决。”（注:1933年11月15日《大公报》。）“现在军事解决办法业令面陈鉴核在案。”于是“在国民政府和罗文干的促成下，1933年12月间张培元、马仲英反盛同盟正式形成，张已对盛采取行动。”（注: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第129-13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笔者赞同蔡锦松得出的这个结论，因为他的主要依据是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资料室藏两份外交部档案抄件。均是张培元给驻苏联大使颜惠庆的电报，其中有“培元遵照中央与罗部长计划，已出兵讨伐，将盛逆购得大批枪弹，业派兵截留”（注: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第13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自奉罗部长转到中央忠密电令，着培元督师入迪，解决盛世才，肃清北疆，以除祸根，令与马仲英合作。”（注: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第13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张培元死前遗书中有“一误于罗部长，再误于杨正中”（注:王恩溶:《张培元事略》，《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78页。）之语；况且蒋介石也承认有“属张罗特约专用”之电码本（注:《蒋介石致盛世才督办妥慎处理新疆事务电》（1934年9月26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别录》卷37，第105页。）。南京政府没有料想到的是，盛世才会得到苏联的直接军事帮助打败了张培元和马仲英，巩固了他在新疆的统治地位。这样，南京政府失去了控制新疆的任何依托，第二次控制新疆的计划就彻底失败了。
分析上述两次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国民政府的武力控制还到不了新疆，在武人执政时期，没有军队作为后盾是万万不行的。而蒋介石正在全力“剿共”，此时，连河西走廊都没有控制住，派军队谈何容易？再者，国民政府在新疆又没有什么基础，仅仅派两个大员，千里迢迢去就能空手套白狼？没有非凡的手段恐怕不行，事实上，黄、罗二人都是文职官员，并无怎样的实力，而盛世才已在新疆三年，手中掌握着兵权，又是一个玩弄权术的高手。因此，黄、罗二人根本不是盛世才的对手。不仅如此，反而使盛世才与南京交恶，于是他竭力阻止南京势力进入新疆，举起亲苏的“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和平、清廉、建设），做起“新疆王”来。南京政府鞭长莫及，只要盛表示“服从中央”，“永远使新疆为中国之领土”也就奈何他不得。但是一旦有机会南京方面是不会放弃的。没有想到这个机会居然在不久以后被盛世才自己送上门来了。
三、国民党势力进入新疆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突然进攻苏联。同年9月至1942年2月，苏联首都莫斯科被德军围攻，苏联卫国战争正处在最困难的时刻。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盛世才认为苏联靠不住了，中国共产党也困难重重，他要投靠新的政治力量，于是他改变了叫喊多年的亲苏政策。他对被重新启用的“十大博士”直言不讳地说:“现在我的政策变了，要改信三民主义，如果你们能随我入国民党，我可以放你们，各个官复原职；如果不然，那你们就回去，哪一天放你们就不得而知了。”（注:郎道衡:《我所知道的“新疆王”盛世才》，《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3页。）显然，盛世才已经把继续维持新疆独裁统治的赌注押在了国民党蒋介石身上。对这一转变，盛世才在1942年7月7日给蒋介石的上书中解释为主要是受到苏联的欺骗，“现已澈底觉悟，苏联国家确实离开马克斯主义，走上帝国主义侵略道路，尤有甚者，即挂着马克斯主义假招牌，以援助落后国家与民族为名，暗中进行其侵略伎俩，其用心较之其他帝国主义者尤为毒辣！……是以职今后绝对不能再与此类假的马克斯主义者相合作，誓以至诚，拥护钧座与国民党之领导，效忠党国。”（注:《盛世才第一次上蒋委员长书》，中华民国外交部编印:《苏俄对新疆的经济侵略》，第56页。）这样，蒋介石再次盼来了控制新疆的时机。事实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从未放松图谋新疆，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后，西北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曾向蒋介石提出辞去原职，蒋介石回答:“不但不能辞，而且要做长期打算。你放走了盛世才，有责任收服盛世才。新疆问题一日不解决，你一日不能离开西北。”（注:金绍先:《国民党反动势力进入和统治新疆》，《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1页。）可见，蒋介石一直在等待着插手新疆的时机的到来。由于盛世才的变化，国民党便趁机向新疆全方位进军，重点是政治上渗透，而关键是在军事上控制。
在政治上，国民党一面派大员与盛世才频繁接触，采取封官拉拢等手段，让盛世才死心塌地地反苏反共到底；一面不失时机地派大批人员入新，从党务、政务、外交等方面逐步取代了盛世才的势力。
为使国民党势力进入新疆，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先后5次出关到迪化。盛世才称:“在朱长官逸民将军五次出关中，随着他每次出关任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收获，所谓不同收获，并不是别的，乃都是对国家民族，对抗战建国建新，对巩固抗战后方等事业上有特殊的贡献与莫大的帮助。”（注:晋庸:《四月革命的回顾与前瞻》，《新新疆》创刊号，1943年4月20日出版。）朱绍良为国民党图谋新疆立下汗马功劳，真“可谓边疆大吏中之首功者”（注: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九），第4909页。）。蒋介石还命令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主持制定了《收复新疆主权方略》。1942年8月29日，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到新疆安抚和拉拢盛世才，随行中有吴忠信、朱绍良、梁寒操、吴泽湘等。宋一行受到盛世才的隆重接待。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对盛世才表示:“中央坚决信任盛氏，将来新省各项工作需要中央协助与否，全由盛氏决定。”（注:吴忠信:《主新日记》，1945年10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政治(5)，第331页。）等于给盛世才吃了一个定心丸。最后双方协定:“(1)调派甘肃境内政府军由兰州进驻安西、玉门，钳制在哈密俄军；(2)委派新疆外交特派员，将外交权收归中央；(3)肃清新疆共党；(4)着俄国军退出新疆等”（注: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九），第4907页。）。盛世才表示:“矢志拥护中央，尽忠党国，绝对服从领袖”（注:晋庸:《四月革命的回顾与前瞻》，《新新疆》创刊号，1943年4月20日出版。）。宋美龄等在迪化除在政治上收买盛世才以外，还谈起军事、外交、反苏、反共等内容，盛世才遵照指示，切实奉行。果然，当宋美龄一行离开迪化后半个多月，盛世才就向中共驻新人员下了毒手。中共人员被软禁、逮捕和屠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