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盛世才在黄慕松的身边早已派人侦察和监视，而且黄慕松与中央的来往电报也被盛世才的电台截获，所以，盛世才对黄慕松的一切行动了如指掌。四一二政变后，盛世才由参谋主任一跃为临时督办，这一机会他是不愿意轻易放弃的，尤其是在击溃马仲英之后，他以胜利者自居，当然不同意黄慕松提出的改督办制为军事委员会制，何况当时还谣传黄慕松将主持新疆。于是盛世才在战场上与马仲英厮杀得胜后回到迪化，于1934年6月26日突然发动政变，将陈中、李笑天、陶明樾冠以图谋推翻现政权罪名枪决，并且软禁黄慕松，以此向国民党中央表示在新疆是他盛世才说了算。次日，刘文龙、盛世才致电南京政府说:陶明樾等人“趁隙勾煽后方军士，拟将现有之主席、督办同时推翻”，“秘举黄慕松为新省主席，另组所谓军事委员会”，“而黄使亦不无妄受陶明樾等蛊惑之嫌”，“请中央加派关心边局之大员如陈立夫、刘光、彭昭贤、张凤九等四员迅乘飞机来新疆，切实调查，以明真相。”（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5)，第574）黄慕松这时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是盛世才的对手，不仅没有扳倒盛反而危及自己的身家性命。为了自救，他于6月28日以明码致电中央，内称“新疆僻处强邻，情形复杂，隐忧四伏，非定重心，难期安靖。查临时督办盛世才、临时主席刘文龙，辛苦维持，业经数月，拟请中央即予真除，庶名位既正，责任更专，有裨时局，殊非浅鲜，伏祈鉴核，迅赐发表，以定人心。”（注:1933年7月7日南京《中央日报》。）黄以明码发电中央，证明其用意明显。但是南京方面对刘、盛职位始终不予真除，这使得刘、盛寝食不安，害怕夜长梦多，于是策动各机关、团体致电国民政府要求真除刘、盛职位，电报就象雪片飞向国民政府各机关、报社。
不过这件事的确让南京政府大失颜面——堂堂政府宣慰大员却卷入一场旨在推翻现政权的阴谋中。这在盛世才给南京的解释中就是这样说的，而且当时迪化街头巷尾也是这样谣传的。当时国内各报纸也为此对国民政府责备甚烈。一时间传说纷纷，莫衷一是。南京方面自然要为自己圆场，挽回颜面。7月7日蒋、汪联名致电刘、盛说:“两兄维持秩序，巩固后方，中央良深嘉慰，黄宣慰使也屡电称扬，不遗余力。万不可自生携贰，致堕前功，黄慕松宣慰任务已完成，中央日前有电，促其回京报告，至对于新省善后办法，一经议决，当随时颁布施行，两兄务须体谅此意，共济时艰，是所至盼。”（注:1933年7月8日南京《中央日报》。）7月10日汪精卫在总理纪念周报告一周要政中提到新疆问题，主要解释了”政府为什么不早些发表刘文龙为新疆省主席，盛世才为新疆边防督办？”他说这是因为“新疆还有几件根本的善后工作要切实去做。应该交给谁去负责新疆的善后责任呢？就要看谁能做到这几件事。”这几件事是什么事情呢？“第一件是外交要统一于中央；第二件军事要统一于中央；第三件宗教要自由，民族要平等。是新疆善后的三大原则。谁能奉行这三大原则，就把责任交给他。如果刘文龙、盛世才能够奉行，我们便交给他们，否则便交给另一个。”（注:《行政院纪念周——汪报告一周内要政》，1933年7月12日南京《中央日报》。）13日，新疆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张凤九也向报界透露蒋介石对新疆问题的意见:“中央对于边疆官吏的任命，但求苟能捍卫国土，绝对服从中央，爱护人民，巩固地方治安者，自可以付托。”（注:《张凤九由赣返京——谈新事件周内可解决》，1933年7月13日南京《中央日报》。）由此可见，蒋、汪不得不自找台阶下。为什么这样讲？首先，这三条原则，新疆方面早在4月14日的十大纲领中已经宣布过，对此南京应该知道；第二，既然有这三大原则为何不早些讲出来，或许会避免发生第二次政变；第三，此时的南京政府对新疆鞭长莫及，盛世才又势力高涨，他如果不遵守三大原则南京政府也奈何他不得。大概黄慕松的“铩羽而归”也使南京政府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南京政府只好向盛世才表示妥协——只要你宣誓效忠中央，就给你正名。于是，7月19日，刘、盛联名致电行政院，一方面消除与黄慕松的误会，说陶明樾事件“皆系陶、陈、李扇动人心之一种阴谋，与黄使绝不相干”；另一方面，向中央表示效忠，“值此地方糜烂，几及全疆，尤非得援助于中央，必致无所措手。文龙、世才性非至愚，但能晓此，我中央如何彻底筹划，巩固边局，职等誓当竭诚遵从，以尽天职，此物此志，敢质天日。”（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5)，第578-579页。）7月26日，刘、盛再次致电蒋、汪，表明心迹:“当此糜烂纷扰之余，寇匪侵凌之际，非仗中央威信，何能自立，职等粗知大义，万无携贰之理，皇天白日，实鉴此心，一切措施，谨当恪守文训，不敢稍有逾越，致负谆谆之意，谨此电陈，伏祈垂察。”（注:1933年7月27日《大公报》。）这就等于刘、盛给蒋、汪递上效忠书。8月1日，行政院第118次会议决议:“（一）任命刘文龙、盛世才、张培元为新疆省政府委员，并以刘文龙为主席。（二）任命盛世才兼边防督办，张培元兼伊犁屯垦使陆军新编第八师师长。”（注:1933年8月2日南京《中央日报》。）这也等于宣告南京政府借黄慕松宣慰以控制新疆的计划失败了。
2、罗文干入新宣慰
虽然南京政府被迫承认了盛世才的统治地位，但是这并不等于国民政府就轻易放弃了对新疆的控制，因为蒋从来不允许地方势力做大，但派军队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国民党连河西走廊都没有控制住，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借助新疆现有力量限制盛的势力扩大，以此达到控制盛世才的目的。当时的确也有这种可能，因为当时在新疆还存在着马仲英、张培元两股势力，分别控制着东部和西北部，而且南疆也不为盛世才所掌握，盛世才控制的地盘只是以迪化为中心，东至古城，西至塔城这一片，大约占有全省的五分之一。1933年8月1日行政院通过对刘、盛、张的任命，就是实现这一平衡策略的关键步骤。这一任命的政治用心是让张培元雄踞盛世才之西，默认马仲英实际控制盛世才之东，这样盛在张、马二人夹击之下也就不能有所作为。实施这一平衡牵制策略的前提是要将盛、张、马三方的关系相对固定下来，为此，8月17日南京政府宣布派司法行政部长兼外交部长罗文干，以中央代表身份去新疆主持刘、盛等人的就职典礼。据《中央日报》报道:“自宣慰使黄慕松回京报告后，中央以新疆地处边要，除任命刘文龙为主席，盛世才为督办，俾地方事务，有人负责外，关于中央政务，如外交，交通诸端，深觉有派大员前往视察，以期分别办理之必要。”“国民政府昨（十七日）命令，外交部长兼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出巡新疆，所有外交部部长职务，以行政院院长汪兆铭暂行兼署”（注:1933年8月18日南京《中央日报》。）。罗文干于9月2日到达迪化，主持完刘文龙、盛世才就职典礼，就着手撮合盛世才和马仲英之间的关系。盛世才表示如果马仲英听从督办公署的调度，退往哈密就任东疆警备总司令，可以委任他为省府委员。罗于是前往吐鲁番劝马仲英停止与盛世才武力对抗，盛世才为了表示和平诚意还派其弟盛成骐等人随行，实际上他是想把马仲英骗到迪化加以处置，所以后来由于罗文干没有把马仲英骗到迪化来，盛世才对罗不满意，并把随罗文干来到迪化的马仲英的和谈代表拘押，借此向马仲英挑衅，对罗文干也多方刁难，罗文干无奈，决定离开迪化去塔城，然后去苏联与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会晤，可是，临行时盛世才以没有汽油为理由，打算扣留罗文干，罗文干只好通过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弄到汽油，匆促离开迪化。罗文干离开迪化不久，盛世才与马仲英就重新开火了。迪化当时有人说罗文干是被盛世才“吓跑”的，因为罗文干走时未带之行李，被盛世才以“逆产”没收，在1937年新疆财政监察委员会拍卖逆产时，“标有罗文干逆产一项，仅手提小皮箱一个，折扇一把，绸衫一件。”（注: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六），第33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