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惑”何以成“麻烦”
不用说，麻烦是出在“添麻烦”的表述上：田中讲话日文原稿中的“迷惑”，被译成了中文的“麻烦”。当然，若是照字面直译的话，如此翻译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日方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实务主导者，时任外务省中国课长的桥本恕负责起草了讲话稿文本，他坚决否认“误译”说。他回忆说：
从战争结束，毕竟已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从道理上来说，日本是战败国，中国是战胜国，大家都明白。可是，日本大多数人，从当时直到现在，仍觉得是跟美国打仗战败了，而不认为是输给了中国。虽说也得承认日本军对中国做下了很过分的事，但日本民族的“矜持”［作者注：日文的“矜持”（Kyoji），既有中文矜持之意，同时也包含自尊心、自豪、自负、自得之意，有些近似于英文的“Pride”。在此权且沿用原文表述］，也是我想努力保持的。我就是抱着这种想法起草的文本，大平外务大臣和田中总理看过，完全没修改。
作为被首相委以重任的职业外交官，桥本虽然深知“日本军对中国做下了很过分的事”，但顾及“不认为是输给了中国”的国内舆论，他在道歉问题和捍卫“日本民族的矜持”之间，试图寻找某种平衡。1992年9月，他在HNK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特别节目《周恩来的决断》中，对记者谈到：“考虑到日本国内的舆论，那已经是到了极限的提法”；“我考虑了不知多少天，推敲了不知多少次，夸大一点说，是绞尽脑汁写出的文章。当然也给大平外务大臣和田中首相看了几次，得到了他们的同意”。
桥本虽然是田中讲话的第一起草人，但他当然不会闭门造车，事先理应对首相在中日复交问题上的立场和姿态有所把握。据矢吹晋考证，田中早在出任首相之前的1972年3月21日，便曾在众议院商工委员会上，以通产相的身份做过一次答辩。他联系自己曾作为一名士兵被派驻“满洲”时的经历，谈到尽管自己未曾杀、伤中国人，并为此而“感到高兴”，但毕竟在二战中丧失了众多的友人，对战争的实态还是有所了解。“我确实真心感到，给中国大陆添了太大的麻烦。因此，日中复交之时的头一句话，还应该是‘添了太大的麻烦’，对此我认为有必要从内心伏首。两国之间永远不能再战。至少我们应该表明一种强烈的姿态，那就是日本绝不再搞像过去那样的事情……”
仅两天后（3月23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第四分科会上，田中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立场：
我对中国大陆，不断使用的表达是“到底添了巨大的麻烦”。不仅在公共场合如此，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亦如此。添了麻烦，是一个事实。日中要实现邦交正常化，首先要向对方表示发自内心的道歉：添了太大的麻烦。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作为邦交正常化大前提的、诚心诚意道歉的心情，都不会改变。
应该说，这里的“添麻烦”，虽然听上去似乎不及中国人所理解的那种程度，但作为一种反省的表达，在日文语境中却也并不轻。
不仅田中，1978年与中方达成《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的前首相福田赳夫，同年接见初访日本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的昭和天皇，也都曾有过类似“添麻烦”（“迷惑”）式的表述。可见，“添麻烦”确乎是一种“准公式”的道歉表述，且规格并不很低，至少不像中国人理解的那样低。
日文中的“麻烦”，写作“迷惑”（Meiwaku），而后者的语源在中国。此段公案的后半段，毛泽东曾向田中赠送一部《楚辞集注》，暗示“迷惑”的出处与文脉——此乃后话。
矢吹晋曾对“迷惑”一词在日文中语义学上的变化做过一番深入的研究，指出其在中日文语境下的不同含义。他认为，中文的“迷惑”，自《楚辞》和《魏志·倭人传》时代以来，基本没有变化。而在日文中，截至镰仓时代前期，仍与汉语同义。从镰仓时代末期起，“迷惑”一词开始呈现出某种语义上的转化，并在现代日语中定形，成为所谓“日本语之中的汉语”：即以日文特有的汉语训读来发音，与作为语源的中文古典有关联，但原有语义已被部分颠覆（转化），成了以汉语表示的日语词汇。诸如此类的词汇，在日文中屡见不鲜，常见的如“得意”、“勉强”、“合同”、“敷衍”、“地道”等等。
就“迷惑”而言，权威的《广辞苑》的解释是：1.因不知如何做而犹豫不决；2.感到为难痛苦，苦于某件事；3.被他人置于某种困境，感到难办。笔者手头的《三省堂古语词典》的解释，则有两层意思：1.因不知如何做而困惑，迷失张皇，惊慌失措；2.为难。上述两种辞书的权威解释，与田中话语中的“迷惑”的语境像又不像，似是而非，但肯定不是像“添麻烦”那样简单的意思。日文古语中，还有诸如“迷惑千万”、“迷惑至极”等表现，可以说都是作为古汉语的“迷惑”，经中世以来的武士文化“发酵”、转义后，又重新作为日语沉淀的结果。矢吹晋甚至认为，那种“包含了‘万感之念’（作者注：意思近乎于中文的“百感交集”）的‘迷惑’的用法（在今天）已经死亡”。而日本既如此，遑论中国？在这种情况下，田中一句“迷惑”发言，令中方困惑不已，便可想而知了。
不过，客观地说，这种从历史文化到语义学上的学术探究，虽然是汉学家矢吹教授的强项，但确实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的工作，包括职业外交官桥本恕。桥本不谙中文，却被田中委以重任，作为邦交正常化谈判具体方案的策定者和田中讲话稿的“枪手”，虽然是“绞尽脑汁写出的文章”，但他反复“考虑”、“推敲”的，只能是日文原文，而不是如何译成中文的问题。可他在1992年9月，接受HNK采访时，面对记者“是否误译”的提问，却一边坚决否认“误译”说，同时仍一味强调原文措辞的初衷。
对此，矢吹晋指出：“桥本但凡把在原文推敲上所费工夫的一成用于推敲中文译文的话，兴许就避免了历史的误解。在这个意义上，只能说是这位不通汉语的中国课长的界限之所在。”因为，从田中内阁决定推动邦交正常化之初，为确保万无一失，尤其要维系与美国及日本国会的挺台湾势力（青岚会等）的平衡，确立了排除外务省“中国帮”（China School）的应对方针，具体实务直接由“美国派”外交官僚栗山尚一和中国课长桥本恕主导。连桥本的顶头上司、亚洲局长吉田健三都被桥本排除在政策决定程序之外。
矢吹晋对桥本恕的盲目自信深恶痛绝，以为正是这种“官僚的自我保身与浅薄自负”，“招致日中间相互不信的悲剧”。令矢吹教授愤怒不已，甚至不惜以如此“酷评”来指控的，还不仅仅是翻译问题上的刚愎自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