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10年的劳教法立法过程中，前后修改达几十次的劳教法草案一直由司法部主持，处于“部门立法”状态，却鲜见法学专家参与。
2012年，在写作自己的博士论文时，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生于鹏飞提出了这个疑问。他曾参与《中国法学家访谈录》的采访，“众多法学家谈到了受到"反右"的冲击，认为"反右"运动中，受到冲击最大或者说产生右派最多的两个部门一个是新闻界，另一个便是法律界，大批法学家被打成右派，而劳动教养是当时处理右派分子的首要和最严厉的方式。他们或许深知在没有法治与人权保障时期沉默的可贵性”。于鹏飞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如此写到，这也是目前为止国内唯一一篇以劳教为题的博士论文。
直到1996年，中国政法大学一名年轻的行政法博士生宋炉生发表了一篇论文《劳动教养应予废除》。宋炉生现在担任河南省高级法院审监二庭庭长，在当时，这是第一篇呼吁废除劳教的论文。
从此，劳教从一个法学界的冷门专业，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劳教问题的核心，是不经过法院审判，就可以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张绍彦说。而在1996年，《行政处罚法》颁布，要求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必须由法律设定，这被认为社会对待劳教的分水岭。
劳教如何成为一个问题
但劳教并不是当时最突出的社会问题。
1997年讨论修改《刑诉法》，其中的一项议题是废除收容审查。所谓“收容审查”，是指公安机关在没有确实证据前，可以对“嫌疑人”先收容起来再进行审查，上世纪80年代，收容审查被并入了劳教。
“当时废除收容审查的阻力比现在废除劳教的阻力还要大”，接近立法的知情人士称，“97年刑诉法草案公布前夜，几十个"头面人物"在一起开会，争吵了一个通宵，最终废除了收容审查”。
收容审查废除后，带来了一个副产品—劳教被有些地方输入了收容审查的功能，甚至被称为“二收审”。在很长时间里，因为劳教的高效率，其数量一直居高不下。本报得到的数据显示，上海市1999年办理的劳教案件总量，基本与公安机关办理的刑事案件总量持平。
但劳教还不是其时最受恶评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制度。2003年，收容遣送制度成为众矢之的。“民政部开了几次会议要改，就是下不了决心，结果"孙志刚事件"成为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最后一根稻草”，另一位接近立法人士说。
“孙志刚事件”及之后的北大三博士上书，成为废除“恶制度”的经典案例。2007年，茅于轼、贺卫方等人也曾联名上书，呼吁废除劳教制度。作为对社会的回应，在“十五立法规则”中，《劳教法》被《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取代。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张绍彦说，“《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是公安部门力主的，同劳教一样，矫治的决定权还在公安，这是没有意义的。”
一个吊诡的现象是，目前的立法模式大多采取事先向社会征求草案意见，但《违法行为矫治法》历经两个“五年立法规划”，至今从未公开。甚至一个全国人大法工委委员曾对学者说，“这是秘密，不能公开”。
以至于一名北京大学的知名刑法学者称，“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阻止《违法行为矫治法》出台，因为它很可能是换汤不换药”。
直到现在，“劳教是公安机关唯一一个可以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手段”，76岁的公安部劳教局退休干部晏乐斌说。
为了回应社会的批评，劳教自身也在改革。比如，超过两年的劳教需要经过听证。“从此以后，几乎所有的劳教最多都只有2年，这样公安部门就可以规避听证”，一名刑法学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