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知识分子要有耐心”
时代周报：在您2006年出版的《邻邦中国》一书中，您说熟识几乎每一代中国领导人，跟他们存在经常性的意见交换。他们很愿意倾听像您这样少有的他们愿意听取的国际政治家的意见，特别是关于财政改革、金融改革或者社会改革的意见，但在其他问题上，是否很费周折呢？
施密特：是这样。我愿意重复一遍，是耐心打开了中国之门。
时代周报：耐心？
施密特：是，耐心。现在，你们已经取得了4000年来前所未有的不凡成就，也就是说，在一个如此巨大的国家内没有饥荒，是很难做到的。而在过去的多少世纪和中国的历朝历代，你们曾经经历了多少饥荒？但是过去30年以来，没有饥荒、也没有饥饿，14亿中国人今天所获得的经济改善比以往4000年任何时期都好。
但是这些改善并未（同步地）发生在所有省份，没有在东北、西部。这需要时间。但是你们会做到的。不要不耐心，有些时候，知识分子更容易缺乏耐心。他们不知道如何长途驾车。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邓小平懂得如何驾车，非常小心，不是一下子就要完成起步的三个动作，而是一步一步地来。
时代周报：那么您也同意，民主或是一个未来的选项？
施密特：我对中国未来的民主前景没有判断。因为民主是一个西方概念，不是中国的概念，也不是日本的、越南的或朝鲜的，但是中国已经在路上，并且会继续向前。未来不是天堂般遥不可及。在西方，基督教信仰占据优势，但在中国，情况不是这样。人们能够在中国发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的影响，也有基督教的，但是国家并不是靠某个宗教统一在一起，这不像在欧洲或者北美曾经有过的。你们更被头脑所主宰而不是被宗教所主宰。
我想，这样一种大脑导向，也将主宰未来。
时代周报：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对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越来越感兴趣，但对德国的社会民主却仍存在许多争论，您怎么看？
施密特：中国已经上路。即使在西方，继承了欧洲文明的美国，也不接受社会民主，也不接受社会市场经济，他们接受的是资本主义。欧洲人并没有接受资本主义，并且曾经为此互相争斗过，然后在欧洲创造出了高福利国家。这是欧洲与美国的区别。中国与欧洲也是不同的，无须必然接受社会民主。你们应该学习欧洲的经验，拿走那些适合中国的，别理那些不适合中国的。
当然，我很乐意说说中国领导人未来可能面对的使命，那就是将经济繁荣从沿海省份波及、延伸到中部、西部和东北部省份，这是一个非常急迫的任务，远比政治改革更为迫切。
时代周报：这也许可以解释中国的政治改革在实际中进展有限吧。
施密特：不是这样的。当我30多年前(1975年)第一次到中国，那时中国并没有独立的法庭，没有律师，没有法学教授，但是现在，你们都有了，你们已经建立了功能性的法治系统。如果说中国的体制没有变化，那是不对的，比如，司法体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只是还很不完备，仍然在进步中。除此之外，比如，我最早到中国的时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仍然在继续。但是毛泽东去世后，“文化革命”也结束了。感谢上帝！这就是一个巨大变化，一个制度变化，一个很大的政治变化，是朝向更好方向的变化。
我认识很多逃离“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现在，他们都希望回去、交流，并且不止关于经济的交流，还在进行中国与中国以外世界的智力的交流。不仅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也在中国与亚洲之间，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得到了空前的改善，比如中印之间中俄之间、甚至在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只是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改善还有所欠缺，但这主要由日本人负责任，而不是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