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我的英雄
施密特：你们知道马祖吗？
时代周报：在台湾海峡靠近大陆一侧的一个小岛，一直被台湾占领着。按照毛泽东的说法，马祖和金门是台湾与大陆联系的象征，能够帮助台湾海峡维持现状。
施密特：象征？对。邓小平没有改变毛的台湾政策，他也没有收回马祖。
邓小平是我的英雄，不是毛。其他人太激进了。我见过几乎所有的中国政治家们，除了周恩来。1975年他邀请我到北京，我却没能见到他，因为他已经病重，最后是毛主席和邓小平招待了我，实在非常遗憾。
我有一流的政治直觉。尽管当邓小平接掌权力时已经是一个老人，但却是一个非常睿智的人，尽管他已年过80，却非常活跃。同时，他很小心，他从试验中学习经济。起初，他把经济试验限制在几个特区，当这些经济特区变得成功，他就扩大开去，而且并不限于最初的设计意图，而是不断扩大。他是一个有很强实践能力的伟人。
时代周报：他是实用主义者，就像您。那么，您如何评价中国过去30年代改革开放政策呢？您是一个见证者，见证了这一历史。您认为，经过过去的30年，中国出现的哪一种变化最有意义，市场经济，财富积累，地缘政治的变化，还是中国国内的新兴中产阶级？
施密特：在我看来，最有意义的现象是这样一个事实，在4个世纪及数十年后，突然间，毛去世后，中国人的潜力爆发出来了，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中国有至少4000年的文明历史，或者再多一点，在历史上，突然间，一种非凡的活力复活了，特别是经济活力。我想，之后很可能就是儒家智慧的复活。这也许是中国过去30年最重要的现象。
儒家价值或者孔夫子之后发展起来的传统儒家智慧，我有一种感觉，今天正在中国回归，包括学习求知的动力、考试录用等等。
时代周报：但在中国，哪一个群体是承担如此价值复兴的主体呢？
施密特：我想，你们需要耐心。一方面，我所遇见的发展来看，这是需要时间的。另一方面，中国还没有哪一个社会群体已经准备好了，但是这一任务有可能由任何一个群体完成，比如知识分子、企业家或者中产阶级，甚至共产党自己。我举一个例子，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在邓小平和我之间的一个私人谈话中，我问邓小平，你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干部，但事实上，却更像一个儒家。邓小平是怎么反应的？他只说了两个词，so what？翻译出来这就是他的回答。
尽管他接掌权力时已经是一个老人，却非常睿智；尽管他那时80高龄，仍很活跃。同时，他还很谨慎。他是从少数有限的几个经济特区开始他伟大的经济试验的。当这些经济特区获得成功后，他再扩大试验。当他赢得更多支持，才继续扩大改革，如此往复，并不是从最初就有的某个方案开始。他是一个有着超强实践能力的伟人。
时代周报：您从总理之位退休后，担任德国时代周报的出版人至今，继续对政治发挥影响，也赢得了德国乃至全世界的不衰赞誉。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对您的选择非常欣赏，您怎么看中国政治家们的退休？
施密特：邓小平后来放弃了所有的官方头衔和正式权力，江泽民也是，李鹏也是。朱镕基也是，他是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家，但是退休后同样选择了沉默。而我退休后并没有沉默，我一直在写文章、出书，批评后任政府、评论后任政府的各项政策。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的政治家们可能更不愿意放弃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