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妥协”将大清送进了历史
但是当时没有人会这样冷静地思考。第一届内阁上台后宣布了一个新的经济政策，将全国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又在经济上伤害了民族资产阶级和立宪党人的利益。政治的、经济的危机交相辉映，从1911年春天闹到秋天，全国不得安宁，但清廷自认在两个问题上都没有错，也不愿意让步，不愿意妥协。 清廷的不妥协终于引发了新军将领不满，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哗变，清廷依然没有觉醒。紧接着，湖南、山西、江西、云南等各省新军响应，假如清廷在这个时候宣布废黜这一届政府，另组政府，相信大局在那个月还不至于糜烂。只是清廷主政者太顽固了，他们依然不接受各省新军的哗变，并且相信各省新军闹不出什么名堂，清廷自信中央军安如泰山，没有问题。
所谓中央军，就是袁世凯受命训练的北洋六镇，这些新军拥有现代化的装备，也具有现代宪政理想，在政治上支持朝廷的宪政改革，但他们并没有完成国家化、专业化。所以，清廷对中央军的自信太过盲目，武昌起义仅仅二十天，驻守在滦州的中央军就起而响应，通电要求朝廷遵守宪政承诺，重回宪政轨道。中央军发难使问题简单化，朝廷很快下诏罪己，宣布废黜第一届责任内阁，宣布由资政院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一场巨大的政治危机，或因这个宣布而消解。中国完全有可能在宪政轨道上继续前行。
然而在随后几个月，在政治改革进入最关键的时候，满洲贵族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还是不愿让步。于是半年多的动荡，两个月的冲突，最终将清朝送进了历史。帝制终结，走向共和，中华民国无意中成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民国的建立：大国复兴的契机
如果仔细分析中华民国的政治架构、运作方式，应该承认，在1912年之后直至1928年，所谓的“中华民国”其实接续了1901年新政、1906年宪政，是国体变更，政权转移，因此“民国前半程”的政治架构、司法体制，都是沿着1906年的宪政路径接着走。中国的复兴和大国崛起并没有因为国体变更而中断，相反，中华民国的建立为一个东方大国的复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民国前半程，中国政治有很多混乱，但中国政府很侥幸地抓住了一些机会。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就很侥幸地在最后时刻参战成为战胜国，这为中国重回世界中心，解决原来发展中遗留的问题提供了前提。中国外交最风光、最好的时候，也就是这一段。
继续往下走，走到1928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国民政府成立。中国政治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一个过去所没有的党国体制建构起来了，这显然比民国的前半程要落后。不过，蒋介石毕竟是孙中山的学生，毕竟具有民主宪政的想法，愿意坚守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理论，因而中国在蒋介石统治的那些年，尽管有许多问题，但在政治上，在大国复兴、崛起上，还是有不少值得称道的地方。
从1927年到1937年，是中外史家公认的“黄金十年”。中国资本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在这十年获得了长足发展。如果没有这十年的发展，中国就没有办法在1937年与日本开战，即便勉强开战，结局也不会太好。
十年发展为中国赢得了机会，十年过去了，其实也意味着蒋介石的军政、训政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当抗战爆发时，国民党之外的所有人几乎一致认为只有民主才能抗战。这是当时各党各派的共识，也很快被蒋介石、国民党所接受，很快成立国民参政会。几年之后，尽管战争还在进行，不论在大后方，还是在根据地，一场规模空前的宪政运动全面展开，极大推动了中国政治的发展和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