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还是抵抗？大清不得不面临一个选择
问题很快就出现了。自马戛尔尼访华之后不到半个世纪，英国不法商人找到了鸦片去抵消贸易失衡，这被马克思称为“罪恶的鸦片贸易”。不过，“罪恶的鸦片贸易”毕竟也是贸易。鸦片很快将失衡的贸易拉平了，到了1830年代，鸦片贸易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财政，甚至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到了这个时候，中国不得不面临一个选择，究竟能不能接纳西方的工业品，能不能把中国市场开放出来。
从整个历史过程看，到目前为止只有中国面对西方资本冲击时采取了武装抵抗。日本面对西方资本，起初也抵抗，但很快就放弃，打开了国门，让外国资本进入。
1840年代，中国在鸦片贸易已经成为灾难的时候，毅然选择了抵抗，目标是要把外国资本继续拒之门外。然而，断断续续打了两年，中国告饶不打了，接受了城下之盟，签订了《南京条约》，同意开放五个口岸，改变先前广州一口通商的局面，让外国资本通过这五个通商口岸，去开发市场、培育市场。
《南京条约》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是中国走上世界的开始，并不是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这个条约对中国的最大影响不是赔款，不是割让香港，而是五口通商。所谓五口通商，用今天的观点去理解，就是五个经济特区，而且是由外国资本开发、管理的特区。
短短二十年，五个特区带给古老中国近代的气息，西方的工业品越来越受到中国人的欢迎，西方的文化也越来越让一部分中国人着迷。二十年后，中国在西方压力和自身发展需求下，不得不踏上现代化之路，对外放得更开，在中体西用口号下开始名正言顺学西方，这就是“洋务新政”，也是后来所谓的“同光中兴”。
中国在1860年开始新的开放，当然并不是完全主动的，但是通过这次扩大开放，中国与西方构建了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外国公使终于可以常驻北京，中国也按照对等的原则开始向西方各大国派遣外交使节。中国与世界的距离越拉越近，中国渐渐成为世界的一个当然部分。
在“洋务新政”三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的发展总体而言是健康的，中国埋头苦干，默默发展。中国那时之所以强调“中体西用”，主要是不想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不想走上纯粹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路，不想重演西方近代的丛林故事。另一方面，“洋务新政”与传统旧体制也渐行渐远，尽管清政府不断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不像日本那样全盘西化，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洋务新政”三十多年的全部历史，我们应该相信，中国人对中学、西学的比例随时在调整，西学的比例不断扩大，中学的比例逐渐收缩。假如不发生意外，假如中国不在1894年卷入那场战争，相信再有二十年的发展，到20世纪上半叶，也应该能够轻松转型，构建与东西洋各国比较接近的社会，应该能够实现君主立宪的目标。君主立宪毕竟是那个时代的风尚，中国一定会赶上去。 “洋务新政”是想走出一条执其两端而用中的中间主义路线，这个路线应该说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好处和巨大变化。到了1890年代初期，中国的经济已经恢复到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近代中国的工业基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也基本建立起来了。那时的中国已经成为亚洲的最强，世界的前几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比例都在增加。按照这个道路再走二十年，中国的面貌一定不一样，中国的政治架构也会随着经济的、社会的变化而变化。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中国政治出了问题。1894年中国不幸陷入有关朝鲜前途的战争，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结束了，“中体西用”的中间主义路线也被发现问题很多。中国在一夜之间几乎一切归零，重新开始，不再延续先前的“洋务新政”，而是很自然地转身向东，追随日本明治维新，进入中国自己的“维新时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