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兵不厌诈，1971年6月9日，江青为林彪拍照片《孜孜不倦》，照片在1971年《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7、8期合刊发表后，起到了麻痺林彪的重要作用，林立果对亲信说，现在空气缓和了，好转了。
（六）1971年8月15日，毛开始南巡“打招呼”，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削弱林彪的地位，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做准备，但此时，毛还没有最后下定彻底倒林的决心。
五、毛、林矛盾激化导致“九一三事件”
毛的“领导学”一向成功，过去毛统御有方，其党内对手无不应声倒地，束手待毙，唯有这一次受挫，毛遇到了真正的难题：跟随他几十年的老部下，一直受到他重用和提拔的林彪就是不愿低下他那高贵的头。
在毛的“领导学”中，要人做检讨是一大内容，而且口头检讨不行，非要书面检讨才行，毛喜欢让人做书面检讨，概因此举好处莫大也：
（一）立此存照，从此手中有了小辫子，随时可以“新账老账一起算”；
（二）根据不同情况，将检讨下发党内，以打击该同志的威信或肃清其影响；
（三）让检讨人自己承认错误，用他们的嘴，坐实毛的指责，更具说服力，所谓“心服口服”；
（四）标准的检讨除了“认罪”和“认错”，就是歌颂毛，这样的检讨下发下去，会大大加强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毛的崇拜。
在毛时代，特别是在文革时期，不管是真心还是违心，写检讨的人无所不包，从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江青，到被打倒祈求复出的党、政、军要员，再到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人例外，那就是林彪，不管毛的压力有多大，他就是不做书面检讨。
在中共领袖层中，林彪是非常具有个性色彩的一位，他生活简朴，性格孤傲，多年来离群索居。对于林彪的个性，曾经和林彪有过近距离接触，在1949至1950年担任四野新华总分社干部，以后逃往台湾，创办《传记文学》的刘绍唐，在195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有如下评语：“林彪是一个有强烈领袖欲的个人英雄主义者”。林彪战场上的老对手，台湾的国民党军方在1968年刊印的一本有关林彪的内部读物中，除了引述了刘绍唐的上述观点外，还认为林彪“待人谦虚，生活简单规律，心思细密，虑事周详”，“极富野心而深藏不露”。应该说，刘绍唐和国民党军方对林彪个性的观察基本是准确的。
“个人英雄主义者”和“深藏不露”本来是互相矛盾的，但这两点确实都是林彪个性的最重要的特徵。过去，林彪能将这两者统一起来，就是在庐山会议后的一段时期内，他也是如此。有资料说，在庐山会议之后，林彪曾一度想给毛写封信，还让秘书代为起草过，据说是让新调来的秘书王焕礼写的。又有说法，林的这封信不是检讨，而是和毛谈条件的，其主要内容是，他和毛有共同的利益，这就是巩固文革的成果，“他劝说毛在十年内对他的人不撤职，不杀头，可保十年不乱”，叶群认为毛不可能接受这个条件，拦住没让发出。林彪想给毛写信，被叶群所阻这件事，毛居然也知道。由于林彪的检讨迟迟未发出，这就使得他和毛的关系更趋紧张。1971年3月底，周恩来等奉毛命前往北戴河，希望林能出席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并做表态，林以身体不好加以推辞，可也在和周等的谈话中，委婉地承认自己也有“错误”，是个“炮筒子”，被陈伯达“利用了”。林彪希望以这种口头检查应付毛的压力，而不愿在更大的范围内再做甚么检查。毛对林不愿配合极为恼火，就拿“四大金刚”出气，林也就放弃了检查的念头。在1971年5月1日晚的天安门城楼上，林当着毛的面前，耍起了“个人英雄主义者”的脾气，他竟然不和毛打一声招呼，也不看毛的眼色，在座位上只坐了几分钟就拂袖而去。
林彪此举后果极为严重，他的意气用事大大激化了和毛的矛盾，也违背了他自己多年“韬晦”所奉行的应对毛的基本策略。70年代初，林彪在学范蠡和学曹操之间犹疑徘徊，此时林彪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已愈来愈差，虽然时有心灰意冷，但已骑虎难下，他虽以曹操“胸有大志，腹有良谋”来激励自己，然而，林彪从骨子里仍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虽历经长年的韬晦，仍然本性难改。在演出了五一节晚在天安门城楼上拂袖而去的一幕后，林彪又后悔了，在是否面见毛的问题上举棋不定：一方面，乞求能见毛一面，甚至走江青的门路，但被毛推託；另一方面，机会到来时，又犯“个人英雄主义”。1971年6月3日，毛指令林彪陪同见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林先推辞不去，后在叶群的跪求下才答应前往，但是几分钟后，林彪就退出接见大厅，“一人枯坐在大厅的角落里，一直到会见结束”。他本来是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在接见外宾后和毛说话的，但是这个机会被林彪自己放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