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的步步紧逼和林彪的软磨硬抗，终于酿成了“九一三”的惊天事变。毛没料到林立果敢于“刺秦王”，这在毛掌权后是第一次。林立果虽有心刺毛，但整个方案如同儿戏，自己又不敢动手，而在他父亲一手导演的崇毛环境下，毛已成为“神”，更找不到几个敢于为林家卖命的死士，加上毛的警惕心极高，使他幸运的躲过了刺杀。
林立果刺毛是风险极高、孤注一掷的行为，各种资料显示，叶群是参与的，关键是林彪是否知情？因多年来，叶群控制林的信息，可是在这个攸关全家性命的大事上，如果没有林彪的同意，林立果怎么敢于拿他父亲一生的名节和全家性命去冒这这个险？毛虽步步紧逼，但还没有到命悬一发的地步，林彪一直以“每临大事有静气”自励，又对中外“政变经”素有研究，难道他不知道，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袖中，诸如斯大林、铁托、霍查、金日成，还没有哪一个被刺死的先例，几个毛头小伙能有胜算的可能吗？林彪果如此的话，只能说明他心智失常，徒有“一代统帅”之名！
在使中央知晓有关情况方面，林立衡起了关键的作用。1971年9月1至2日，江西领导人程世清在南昌当面向毛揭发，林立衡几次来江西，通过他的妻子向程转话，要程世清以后少同林家来往，林立衡说，搞不好要杀头。程世清的这个重要的揭发，引起毛的高度警惕。在9月12日，林立衡在北戴河又五次向驻地的8341部队负责人汇报，叶群和林立果要劫持林彪逃跑。
林立衡为甚么会大义灭亲？和其母亲叶群关系长期不好应是主要原因，林立衡虽然知道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其父的地位日益滑落，但是更对叶群揽权、长期封锁林彪有很深的不满；加之她生性善良、单纯，不知政治的凶险，也不懂历史，却公主脾气，自以为是，尽管受到林彪的影响，林立衡对毛有看法，但还是对毛存有很深的迷信，以为父亲最多就是像朱德那样，被毛冷遇。上述种种，促使林立衡作出向中央告发的举动。
从种种迹象看，林彪并没有外逃苏联的准备，南逃广州的方案也不周全，广州方面并无接应计划，更重要的是，“四大金刚”都不知道。林彪最后选择北逃，应是受到妻儿的影响。1971年7月从北京去北戴河后，林彪的心情更加孤寂、灰暗，从现有资料看，他已准备听天由命，任由毛发落。只是当获知林立果刺毛未遂，林彪才知道大祸临头，和毛的关系已无可挽回，而叶群和林立果又不甘坐以待毙，林彪一家才登上“256号专机”北逃苏联。令人费解的是，北京对林立衡的检举报告，先是没有明确回答，以后又要林立衡也上飞机。现在可以肯定，“256号专机”在温都尔汗坠毁与中国方面无关，进一步的情况，就不知道了，因为飞机的“黑匣子”在苏联人手里，至今也没公布。
六、林彪事件是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
考之中共党史，在林彪事件之前的党内斗争，虽然也有幕后密谋，但最后总要拿到台前，在正面交锋后，失败一方做公开检讨，下台走人；这一次却是採取不照面，打暗拳的方式。如果说毛与刘少奇的矛盾还带有路线和思想之争的话，毛林之争就完全是围绕权力的一场较量，因为林彪至死也没有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所以毛林之争无所谓“对”和“错”，完全是涂上革命词藻的中国古代宫廷密谋政治的现代翻版。
毛的晚年，为了夺回中央一线的权力，实现他对权力的绝对佔有和推行他的激进的“再造革命”的理念，吸取和使用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主义、民粹主义、中国传统法家思想与君王南面之术等诸多思想资源和手段，他有两套语言系统，一套是“官语言”：“反修防修”，“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一类；另一套是“潜语言”，就是“朕即天下”。他给林彪，就是一“接班人”的名义，而不给一点发号施令的权力，林彪虽贵为“接班人”，但形同摆设，和文革前刘少奇的“权力含金量”完全不能相比。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中央一线虽然不时受到毛的压力和封锁，但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依各自的功能和责任，各司其职，在刘、邓、周的领导和协调下，运作还大致正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毛回到一线后，情况发生巨变，毛大权独揽，以真理的化身，凌驾于党、军队、国家和亿万人民之上，政治局形同虚设，书记处完全空壳化，未几就被中央文革小组所取代，决策极端单一化，在毛之下的所有领导人都是办事人员，作为文革取得全面胜利的标志，九大所建立的是一个由毛绝对主宰的一元化超强体制。毛对权力极度敏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有时甚至是疑神疑鬼，明明知道林彪身体不好，却把林彪树为接班人，其实树林为接班人只是为打倒刘少奇的一个暂时过渡，或者就是把林彪作为自己大权独揽的挡箭牌，林彪稍想管事，又欲废之，始终跳不出中国传统上最高权力继承问题上的“夺嫡”，“废立”的怪圈。
1949至1950年，林彪等开国将帅一鼓作气把“国民党反动派”赶下了大海，从此四海晏清，江山一统，但同时也使自己在一个超强领袖面前，失去了生存的屏障，马上就面临着一个自我转型的任务。初期，林彪闭门读书，以退隐江湖来“全功保身”，但他作为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无法真正做到像刘伯承元帅、徐向前元帅那样清静无为，而是耐不住寂寞，1959年后，在毛的拉扯下，重跃江湖，抱“得一人而得天下”之野心，明知大跃进使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却昧着良心，诬陷忠良，搅尽脑汁，攀登权力高峰，丧失了一个爱国军人的立场。许多老同志反感林彪，主要是他在1959至1966年，毫无原则，窥测上意，逢君之恶，主动迎合，以军队为后盾，给中央一线以巨大压力，把国家的航船拉向危险的方向。
文革中，林彪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又不放过任何机会，“该出手时就出手”，前景的莫测导致心情的灰暗，林彪在文革期间对外界的情况很少了解，也不想去了解，基本不看资料和文件，在1968年夏之后，甚至不愿听讲文件，对外界兴趣寡然，这已不仅仅是为了避祸，也是心理有疾患。作为储君，这种状况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也说明了当时接班体制的荒谬。在某种意义上，林彪本人也是这种体制的牺牲品。海外有学者认为，从50年代后期起，林彪就被毛“玩弄于股掌之上，他在毛的掌上，有过欢笑，有过抑郁，有过趾高气扬，也有过愤懑哀愁，他成长在他的掌上，也死在他的掌上”，这话说得不无道理，但是这并不能减轻林彪自身的责任，不管他是真心还是违心，林彪在文革初期都是全力支持毛的，他对文革的巨大灾难和破坏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尤其是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作茧自缚，恶果自尝，在林彪的默许下，夫人擅权明目张胆，特别严重的是，对妻子和儿子有失察之过，终于酿成灭门大祸。
林彪事件把毛革命的崇高的理想主义破坏殆尽，几成碎片。毛的文革理论或解释体系原先是自洽的，林彪事件将其打碎，使其从此再不能自圆其说。“九一三事件”后，毛以坚强意志撑住摇摇欲坠的文革大厦，但林彪那一套和他早已难解难分，只能以文革清除了刘、林“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而聊以自慰。有资料说，1974年秋，他在武汉接见军队领导干部时对林彪事件作了这样的描述：“树倒，叶落，果掉”（“树”指林彪，“叶”指叶群，“果”指林立果──引者註），“林家完蛋”。毛的这番话既尖利也解气，却把文革的油彩抖落殆尽。林彪一家固然葬身异国荒漠，但老人家的一世英名，几十年“一贯正确”的神话经此事件已被打破。据当年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回忆，“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得知林彪所乘坐的那架三叉戟专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的确切消息之后，悲痛莫名，为之大恸97。林彪事件对文革的“合法性”的打击是颠覆性的，〈五七一工程记要〉的公开成了催化剂，刺激了中国人的思想觉醒。毛本人的身体也因林彪事件被打垮，所以毛也不是胜利者。几年后毛去世，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疯狂的时代，林彪事件则留给国人永恒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