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农村新一轮改革,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改革30年，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更为重要的是，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为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创造性探索。
中国政府制定农村土地政策是非常慎重的，不仅将其看作是一种生产要素，更重要的是把它看作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门。
如何给农民一个长期稳定的政策预期，而不是超越经济的或者强制的力量把他们从土地上推出去？在陈锡文看来，要让农民在土地上有一个基本的稳定感，然后让他们壮着胆子闯市场。“经济是有周期、有波动的，一旦处于低谷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企业停产甚至倒闭，相当一部分农民工也有可能出现回流，回流后家里有地有房，他就有保障。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没有地、没有房的农民进了城，不管有没有就业，都退不回去了，于是就出现了贫民窟，加剧了犯罪，带来了社会的不稳定”。
据农业部的统计,1978年至2007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4140元。其中,2007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是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但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德怀特·帕金斯说：“对于未来的改革者来说，中国经历的政治经验显而易见但又常常被遗忘——改革进程中应该有明确的受益者。”
报告文学《中国农村调查》的作者陈桂棣认为，上个世纪改革之初，受益者除了“大包干”的农民，还有个体工商户和深圳特区的拓荒者。但是当改革的中心移向城市，受益者就变成了新生的企业家阶层、通过寻租活动迅速富裕起来的政府官员与勉强可以称之为群体的城市中产阶层，而作为这个社会最大的群体——九亿农民，非但不是受益者，还因为增产不增收，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今不如昔”的局面。
如何从根本上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这个世纪难题,让九亿农民受益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改革的成就？如何改变农村的后发劣势为后发优势, 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格局，从而为中国改革增加又一个关键优势变量？它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性的意义。
从土地政策看，刘守英认为，首先要落实农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充分保障农民承包地的使用、收益和占有权。第二，要落实中央关于农业经营形式的“两个转变”精神，在保障农户承包权基础上，推进土地流转，促进规模经营；第三，以十七届三中全会为契机，大力推进征地制度改革；第四，落实中央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精神，出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办法；第五，研究和出台农民集体建设用地参与非农建设政策；第六，完善宅基地制度，严格宅基地管理，尽快出台相关政策规定；第七，出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级差收益分配办法。
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角度出发，韩俊认为，其核心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推进城乡一体化，必须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这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根本要求。”
在韩俊看来，农村改革是整个改革最迫切需要突破的领域，突破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重点是以农民能够享受同城市居民基本均衡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目标，加快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体制；以形成完善的社会安全网为目标，逐步建立城乡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制；以建立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为目标，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以保护农民土地权益为目标，逐步发育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以加快农民市民化为目标，建立城乡一体的户籍管理制度。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将是今后12年内指导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它提出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总体思路，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
从中国市场经济的长远发展来说,只有启动农村的新一轮改革,才能完成市场经济体系轮廓的总体搭建,才能完成要素市场的商品化进程,才能完成以内需为主的经济体系的运转，才能实现城乡产业经营的大规模、大体量的整体互动，这也是中国九亿农民的新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