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画圈阅 随手旁批
毛泽东大多基于阅读学习的目的而藏书、借书。徐特立是毛泽东学生时代的老师。“不动笔墨不读书。”这是老师传授给学生的经验，毛泽东深以为然并躬行实践。
毛泽东读书喜欢用削得细尖的铅笔或朱、墨、蓝色笔作批注。他读过的书，天头、地脚、页边、中缝随处可见个性化的阅读符号，如问号、圆圈、竖线、横线、波浪线、三角、斜杠、方框、点、勾、叉等。《伦理学原理》一书为德国康德主义者泡尔生所著，蔡元培翻译，总计约10万字。毛泽东读后，写下了1万多字的批注。如读第4章“害及恶”的批语中，他批有“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之句。有些字迹细小如点，需要放大镜才能看清楚，朱、墨色圈点、勾画标记遍布字里行间。
点画圈阅、随手旁批记录了毛泽东的读书观感、思索轨迹。凡他认为原著中文字优美、论述精辟的地方，都密加圈点，写上“此论颇精”“此言正合吾意”等批语，对那些错误或不确切文字则划杠、打叉，加注“不通”“殊未必然”“定然无异”等语。读《聊斋志异?白莲教》，毛泽东批道：“表现作者的封建主义，然亦对农民有些同情。”读“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诗，毛泽东认为：“这个人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世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毛泽东还常记读书笔记或与友人交流读书心得。读了曾国藩家书、日记后，他写信与友人：“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在毛泽东眼里，曾国藩与范仲淹一样，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实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即既建立卓越功勋，道德文章也垂范后世。在早年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毛泽东常摘录曾国藩语录，如：“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只问耕耘”。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温故知新 针对问题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对于读书，毛泽东认同“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精思子自知”，有道是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研读李达《社会学大纲》时，毛泽东“读书十遍，批注万言”。1938年2月1日，他在《读书日记》中写道：“二十多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1月17日至昨天看完第一篇，唯物辩证法，从1-385页。今天开始看第二篇，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387-416页……”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毛泽东对《红楼梦》情有独钟，各种版本的《红楼梦》及相关研究著作，他大多搜集并阅读过。毛泽东曾指出，《红楼梦》“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对贺龙等人说：“中国有三部名小说，《三国》《水浒》《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与《红楼梦》类似，屈原的作品同是毛泽东的旧好，尤其是《离骚》，百读不厌。在一封信里，毛泽东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毛泽东好读书，求甚解，每会意，欣然忘食，都是常有之事。
毛泽东读书有时出于爱好，如多次圈点柳宗元文集，李白、李贺、李商隐诗集等，更多时候，他读书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往往为了解决某些具体问题。毛泽东曾说：“马列主义的书要经常读，当然不必一律精读，而是一遇到实际问题，就去请教马列主义，时常翻阅，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100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
无独有偶，在谈学习《反杜林论》的体会时，毛泽东表示：“读书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不解决问题，读书干什么。”抗日战争初期，迫于抗战形势分析需要，毛泽东研读过《战争论》，并从萧劲光处借来《战役问题》和《战斗条令》，为写作《论持久战》等作品进行理论探索。为了探索社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毛泽东大量阅读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书籍。为研究宗教问题，毛泽东还广泛涉猎《金刚经》《六祖坛经》等典籍。
青少年时期，毛泽东喜欢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不感兴趣。随着阅历的增长和开展工作的需要，他逐渐认识到自然科学的重要性。1941年，在写给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毛泽东告诫他们：“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开幕前夕，毛泽东与人同游天坛，他告诉随行的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读过商务出版的《科学大纲》，从中得到很多知识。
新中国成立后，科学建设的任务逐渐突出，毛泽东对自然科学的关注也更为深入。1958年9月，毛泽东与张治中等人外出视察。在列车上，张治中发现毛泽东在看冶金工业方面的书，他感到很诧异。毛泽东的回答是：人的知识面要宽些。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遗传学问题、机床设计发展战略的大讨论，毛泽东都给予极大关注，对报刊上发表的相关文章有过批阅。与此同时，毛泽东系统研读过农业、土壤、物理、化学等方面的著作，搜集有《化石》《动物学》等科普杂志。气象学家竺可桢曾把《物候学》等著作送给毛泽东参阅，地质学家也为毛泽东赶写整理出《天文、地理、古生物》文集。苏联发射卫星后，毛泽东又让人找来火箭、人造卫星、宇宙航天相关的通俗读物。
毛泽东善于用哲学原理来分析自然科学问题。他从《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上读了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关于“基本粒子可再分”的文章后，非常认可其观点，断定原子、分子在结构上还可细分下去，并从《庄子》中寻找类似依据：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一断定事后得到科学证实。为此，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拉肖在国际会议上曾提议，把夸克、轻子等更为基本的物质称为“毛粒子”，以纪念毛泽东。
批判吸收 古今类比
毛泽东常引用“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句话，强调读书不要盲从，需独立思考、批判吸收。早在青年时期，他读书就有了“四多”的习惯——多读、多想、多写、多问。
1958年，刘少奇以唐代诗人贺知章《回乡偶书》一诗作为古代官吏禁带家属的例证。诗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毛泽东认为不妥，于是翻阅了《全唐诗话》《旧唐书》等查证，结果发现贺知章传中并没有禁带家属的记载，并推断作者之所以“老大回家”、没带家属，可能是妻子早已亡故。为此，毛泽东专门写信给刘少奇探讨，并送去载有贺知章传记的《旧唐书》分册。
毛泽东读书，一方面“我注六经”，一方面“六经注我”，常有妙论。他认为《金瓶梅》反映了宋代的经济情况，“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他用《水浒》现身说法要克服“山头主义”。他还把孙悟空大闹天宫与整风中反官僚主义联系起来，并为商纣王、秦始皇、曹操等人翻案。毛泽东认为纣王统治时期的商朝是当时最富强、文化程度最高的奴隶制国家，但他宠爱妲妃、剖心比干，由此得了“大暴君”的恶名。实际上，纣王能文能武，曾亲率大军东征夷人，保卫了商朝在东南方的安全，并逐步使中原文化发展到东南，为历史演进作出了贡献。毛泽东有一次与林彪谈话时，特意引用了《论语·卷十九》中子贡的一句话：“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意即纣的不好之处，并不像人们所说的这么厉害。秦始皇扫六合、并天下、书同文、车同轨、开郡县，堪称千古一帝。至于“乱世奸雄”曹操，毛泽东认为他雄才大略，“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西晋的统一铺平了道路”。
毛泽东历来反对死读书，反对“本本主义”，“读书，钻不出来的是蛹，钻出来的是蝶”。他之所以出口成章、著作等身，这与读书成癖、活学活用的习惯不无关系，正所谓“书痴者文必工”。在毛泽东的文章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论断源自《尚书·盘庚上》：“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新民主主义论》中“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语出自韩愈《原道》。形容国际形势大势，毛泽东借用《红楼梦》之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为了阐述生死大义，毛泽东由司马迁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引申道：“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他还用“阿Q”来嘲讽对手：“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