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书生”毛泽东
作为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领袖，毛泽东给我们留下了诸多精神遗产，博览群书、学以致用可谓其中之一。毛泽东常说：“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他们封了我许多头衔，这个‘家’，那个‘家’的，我只承认两个。一个是‘导师’，因为我年轻时是个教书的，再一个是‘书生’，我是‘孔夫子搬家——全是书’。”
有志于学 乐此不疲
“我八岁起，就在本乡的一个小学校里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时候。每天清晨和晚上，我在田里作工。白天就读《四书》。”毛泽东在自传中写道。他早年主要接受私塾教育，从《三字经》《百家姓》等传统普及读物入门，逐步点读《四书》《五经》。毛泽东熟读经书，却不喜欢这些内容，倒是热衷阅读中国古代的罗曼史，“尤其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岳飞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西游记》等被老师视为不正经的旧小说，毛泽东曾在课堂上用经书课本掩盖着阅读，许多故事还能背诵。
13岁那年，毛泽东离开小学，“开始在田中做长时间的工作，帮雇工的忙，白天完全做着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亲记账”。劳作之余，毛泽东“找到什么书都读”。因父亲反对阅读经书以外的“闲书”“杂书”，他不得不“拥被夜读”“蒙窗偷读”，以免被发现。
有一次，毛泽东读到《盛世危言》一书，深受启发。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几次提到这本书对他的影响：“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作者（郑观应）是个老的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更主要的是“《盛世危言》激起了我恢复学业的愿望”。
1910年秋天，读书心切的毛泽东启程前往湘乡高等小学堂求学。湘乡离韶山约50里路程，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出远门。临行前，他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夹放了一首改写的明志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在湘乡，毛泽东对康有为、梁启超有关维新变法的著作爱不释手，对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读了又读，直至成诵，逐渐养成了“读报”的癖好，以致后来他常说“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
此后，几经辗转，毛泽东来到省城长沙。在省立图书馆，19岁的毛泽东有过历时半年的自修经历。“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我仅仅休息片刻，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在图书馆里一直阅读到闭馆的时候。”毛泽东后来形容自己就像牛闯进了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拼命地吃。期间，他潜心研读了《原富》《民约论》《法意》《物种起源》《天演论》等书，接受到近代启蒙教育。
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毛泽东仍以自修为主，“从早至晚，读书不休”。晚上学校规定的自习时间不够用，他回到宿舍继续攻读。宿舍吹号要熄灯了，他就自备一盏灯，坐在床上看书，有时通宵达旦。有一次掌灯失火，烧着了同学蚊帐，毛泽东为此被学校记大过一次，但他并不在意，依旧秉烛夜读不误。为了培养随时随地都能专心读书的能力，毛泽东到学校的后山妙高峰上“静中求学”，或者到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的城门口“闹市读书”：时而朗读，时而默念，旁若无人。
毛泽东曾多次表示：“读书治学没有什么捷径和不费力的窍门，就是一要珍惜时间，二要勤奋刻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毛泽东深谙持之以恒的道理，他曾改写了一幅古人的自勉联：“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在毛泽东一生中，无论戎马倥偬、转战大江南北，还是日理万机、处理内政外务，一有空闲，他基本都把时间用来读书。古人读书、作文有“马上、枕上、厕上”之说，毛泽东同样如此。长征途中，毛泽东患病躺在担架上读马克思列宁的书，自称“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利用上厕所的时间，他把《昭明文选》《智囊》等古籍陆续看完了。即使理发，毛泽东照样攻读不误，他还不忘跟理发师开玩笑：“你办你的公，我办我的公，我们互不干扰。”
古今中外 兼收并蓄
毛泽东一生与书为伴，古今中外，涉猎广泛。青年时代，毛泽东就主张丈夫要为天下奇，交奇友、读奇书，先博而后约，“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这样才能“取精用宏，根茂实盛”。
据统计，毛泽东藏书约1万种10万册，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图书馆。其中既包括《资本论》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等典籍，也涵盖《鲁迅全集》《茶花女》等中外文艺作品，同时不乏书法字帖、地理图册甚至连环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曾多次访华，他回忆毛泽东接见尼克松总统的书房，“看上去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袖的会客室”。美国哈佛大学罗斯·特里尔在其所著毛泽东传记中写道：“20世纪中期没有任何其他一位世界领导人——甚至连戴高乐都不例外——像毛泽东那样读那么多书。”
早年为搜集图书，毛泽东可谓煞费苦心。有一次部队打了胜仗，毛泽东问身边工作人员，有什么战利品。旁人忙把从前方送来的香烟递了过去，毛泽东说：“不是这个，我要的是书……”毛泽东想读《水浒》时，问士兵有没有缴获，结果小战士提了个“水壶”回来，闹了笑话。毛泽东事后专门讨论过此事，强调开卷有益，闹革命不读书不行。当战士们为他找到《三国演义》藏书时，毛泽东难掩兴奋：“这真是拔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
在那些烽火岁月里，每攻城略地，毛泽东都会派人搜集书报相关资料，以便参阅。1932年，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时，毛泽东得到一批书，其中包括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如获至宝。他还写信给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请对方代为订购《孙子兵法》《大众哲学》等书报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度提议要把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在解放前出版的所有图书都给他配备齐全。每次外出考察，毛泽东都要开列书目，带书随行，有时数量达十几二十箱之多。每到一处，他还要向当地的档案馆、图书馆索借方志等资料。为了方便毛泽东借书，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特意给他制作了编号第一的借阅证。毛泽东从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等馆借阅的图书，种类数以千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