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转入分组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与会者已经听过介绍,都知道这是大笔杆子陈伯达执笔起草,又经过毛泽东先后八次审阅修改才定稿的,所以哪里还能提什么不同意见?只是在心里揣摸它的含意。本来有几个同志,如郭沫若等,提出文件中有几处标点和用语不妥,建议在某处增加一个“的”字、在某处去掉一个引号等等。但就是对这样的建议,也被陈伯达、康生一一否定。也就是说,整个《通知》稿一字不能改,连一个标点也不让动。
为了正式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落实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组织处理,决定5月份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开会的时间定在5月4日。这次会议要通过的几件事都是毛泽东在会前亲自抓的,刘少奇几乎没有参与。但毛泽东表示暂不回北京。依惯例,会议就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
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布置成了会议室。5月4日时钟敲响10点的时候,与会人员都已到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也已经在主席台坐定。刘少奇宣布开会。他介绍了会议的起因、议程以及出席人员的范围、开法。接着,总书记邓小平对会议文件、人员编组、各组召集人和最近几天的日程安排作了说明。
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但大多数来开会的人都不明白为什么突然要发出这样一个《通知》,于是决定,先开几天座谈会,传达毛泽东最近的一系列指示,介绍相关情况。
从5月5日至7日,介绍情况的座谈会一共开了5次,分别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介绍。其中数康生的介绍最为耸人听闻。他从5日下午开讲,一个半天不够,6日上午又讲了半天,加起来差不多八个钟头。
康生的传达是混杂不清的。他把毛泽东的指示和他自己的体会、自己的话搅在一起,使人真伪莫辨。他嘶哑着嗓音说:“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贯串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
这几次座谈会,刘少奇都没有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