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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y Jude》:青春,反叛与经典

40多年过去,《Hey Jude》的歌声传遍世界,响彻铁幕内外、后方与前钱。列侬与哈里森都已不在,“爱与和平”似乎依旧遥远,“悲伤的歌”也还在,但人们愿意“make it better”,将希望传给下一个世代。

  “一片止痛药和一场大笑”

  披头士的成员多来自于工业港口城市利物浦的工人阶级家庭,乐队前身名叫“采矿人”,最初在港口后街的小酒吧里表演。与来自中产家庭而放荡不羁的滚石乐队相比,他们原本的装扮随意而贴近本来的身份:穿牛仔裤和皮夹克,上台后一边拨吉他一边抽烟、嚼口香糖。直到经纪人爱泼斯坦对这四个大男孩的形象进行了彻底改造,要求他们改穿羊毛西装和剪裁得体的衬衫,系素色领带,以显出贴近英伦绅士的中产阶级青年形象。事实证明这一改造令披头士广受认同。

  以《Hey Jude》为例,其简单通俗而又内涵丰富的歌词,能轻易打破英美两种文化间的隔阂,同时又在两种文化间激起了迥异的想象。如吉姆·柯蒂斯(Jim Curtis)在《Rock Eras》一书中所指出的,披头士借助美国黑人音乐(猫王),继承了一种反抗英国主流文化霸权的精神。彼时英国的“建制派”依靠暴力压制底层的社会运动,而且所有广播都被官方媒体掌控,英国工人阶级青年会很自然地借助“粗俗”的美国文化,反对英国现存体制,达成自我身份认同。因而,在学者卡翠娜·欧文(Katrina Irving)看来,在保守的体制下,工人阶级青年聚集在小酒吧里听共同喜爱的披头士,是一种团结与联合的姿态,这种听歌方式促进了工人阶级的觉醒。

  在媒体氛围开放的美国,披头士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战后美国形成富裕稳定的“橄榄形社会”(社会阶层结构中极富极穷的“两极”很小,而中间阶层相当庞大。),其反主流文化不像英国新左派那样执著于阶级、种族和性别这三大差别,美国的代际矛盾远远严重于阶级矛盾。上世纪60年代美国抗议文化,可以说是老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借用社会主义的语言造自己父辈的反。披头士、《Hey Jude》的美国歌迷便是这样一群中产之子。菲利普·诺曼(Philip Norman)指出,披头士的出现之于美国青年如“一种新理念、一件新玩具、一片止痛药和一场大笑”。披头士就像刚被暗杀的肯尼迪,“年轻、英俊、诙谐、坦然、自信并超越于所有成功”。

  继续以工人阶级之子的角色而奋斗,还是满足于成为流行偶像,这一矛盾贯穿披头士乐队始终,就像他们对于该把《Hey Jude》放在A面还是B面一样。当60年代繁华落幕,列侬和麦卡特尼终因对“音乐介入政治”问题的态度而分道扬镳。列侬彻底倒向他的“革命”,与英美左翼活动家频繁联络,通过行为艺术和音乐节宣传反战,把社会主义理论写进歌词,呼吁释放抗议人士,令尼克松当局和FBI颇感紧张。麦卡特尼则选择出没于“四海一家”(援助非洲义演)这样的慈善演唱会,这种反讽的表演形式表面上让音乐展现出改变世界的力量,却令其幕后的音乐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从而把具有反叛性的音乐轻易收编到文化工业体制的笼中。

  春泥掩埋的自由魂

  1968年,《Hey Jude》的歌声也在东方掀起波澜。在披头士的影响下,苏联第一支摇滚乐队“时间机器”于这一年成立。捷克偶像女歌手玛尔塔·库碧索娃则在“布拉格之春”夭折之际,将《Hey Jude》演绎为抗议苏联入侵的自由之歌。

  同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发起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取消文化审查,令捷克社会享有空前的表达自由和文化活力。

  玛尔塔·库碧索娃正是这一时期的偶像歌手。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玛尔塔,曾为获得高考资格在工厂辛苦劳动3年,苦工使她强化了对斯大林体制和特权阶层的反感。当终于获知高考无望后,她只得去参加小剧场歌手的面试,意外走上演艺之路,并于1966年24岁时成为风靡捷克乐坛的“金娃娃”三人组成员之一。“布拉格之春”令玛尔塔激动万分,她也成了杜布切克的支持者。

  1968年8月20日深夜,5000辆坦克驶入捷克斯洛伐克,碾进布拉格古雅的街道。杜布切克被免职,取而代之的是亲苏派领导人,言论审查和秘密审讯重新开始。苦恼的玛尔塔收听到了刚刚发行的《Hey Jude》,她决定用捷克语翻唱该曲以激励同胞,并将其作为新专辑的主打歌。

  捷克版《Hey Jude》歌词内容是两个少女间的对话:“Hey,Jude,甜言蜜语虽然动听,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所有押韵的歌词背后,都有弦外之音在对我们倾诉。人生多美好,人生多残酷,可是Jude,要相信它,人生给我们带来创痛,或在我们伤口撒盐,或毒打我们直到棒断,人生玩弄我们,但请不要伤悲……”唱片售出60万张,歌曲很快传遍布拉格的大街小巷,穿过冰冷的装甲与愤怒而沮丧的人群。

  1969年10月,当局传讯玛尔塔,问歌词有没有影射批判苏军入侵。玛尔塔回答:“你觉得是什么意思它就是什么意思。”玛尔塔遭到永久禁演,所有唱片被销毁,忠实的歌迷则把唱片偷偷掩埋在泥土里。玛尔塔只能靠糊纸袋、打字勉强维生,与流亡国外的丈夫离婚,并和一个官员之子再婚,诞下一女。

  1979年,玛尔塔受托出任捷克反对派发言人,遭受数十次的逮捕和审讯,但拒绝在任何文件上签字。1989年,玛尔塔登上瓦茨拉夫广场的阳台,面对百万民众重新放声歌唱。

  在这年一个大学生集会上,玛尔塔被要求重唱《Hey Jude》,可她完全不记得歌词了。“我们都记得”,学生们说。《Hey Jude》的唱片被从解冻的泥土中挖出,重新响遍布拉格的街巷。

  • 责任编辑:董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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