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进程中光辉的里程碑，其深远意义已为世人共知。这次会议的召开和成功，除了有其现实原因和周恩来等人的努力外，主要应归功于毛泽东的正确斗争策略。
一、韬光养晦，留住“青山”
1933年秋，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苏区，当时党中央总书记博古奉其为“太上皇”，军事问题全由李德说了算，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此时的毛泽东已没有什么发言权，但他心里完全清楚李德、博古等人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他采取“静观”的态度，没有公开与其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对“左”倾领导者的排挤、扣帽子、打棍子等，毛泽东忍辱负重，他以革命利益为重，不意气用事。他知道在党内“盲崇”共产国际盛行的情形下与李德正面交锋是“鸡蛋碰石头”。因为李德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此时的红军广大指战员还未真正认识到“左”倾路线的实质和危害。
毛泽东是坚定的革命者，他在不断地思考着红军的前途和命运，但他的正确主张如果直接向博古、李德提出，就会因他们的偏见和嫉妒而不被采纳。因此，他往往是通过与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交换意见，由他们提出来研究，这样就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左倾”路线给红军带来的损失。毛泽东“静”观势态的发展，思考着红军的前途，谋划着与“左”倾路线斗争的策略。“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1]由于毛泽东的“冷静”，使其避免了被“整死”的下场。
二、避其锋芒，蓄积力量
伟大的遵义会议，从酝酿、准备到召开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在整个过程中，毛泽东始终起了谋划和推动的作用。但是，毛泽东的杰出作用，离不开他的亲密战友的合作，离不开党的高级干部对“左”倾危害的认识，离不开广大红军战士从盲崇中的觉醒。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到遵义会议前夕，毛泽东在广大红军指战员中做了很多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毛泽东要首先争取“实力”人物的支持，他不断找党性强、作风正派、处于中央核心领导层的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党和军队高级干部交换意见，提出自已的正确主张，指出博古、李德的错误和危害。
长征途中，毛泽东始终与张闻天、王稼祥在一起，当时张闻天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书记处书记，王稼祥任中央政治局后补委员，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显然，这是毛泽东的有意为之，他需要政治上的支持者”。[2]“王稼祥在革命战争的烈火中，在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重要职务上，逐步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以崭新的姿态开始向成熟的马列主义者奔进，这是毛泽东对他积极影响的结果”。[3]
李德后来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对博古说：“（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待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待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们接受他的思想。”但博古已“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充足的理由把这三个老资格共产党领导人分开”。[4]
同时，毛泽东针对累战累败的惨痛教训，紧紧抓住为什么前四次反“围剿”能够取得胜利？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却失败了？这样一个大家都有切身感受，又容易反思出道理来的实例，作为攻击“左”倾路线的突破口，在广大红军指战员中进行引导，使其认清在“左”倾路线领导下的红军必将走向灭亡的道理，以提高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思想认识，这为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遵义会议后，吴黎平曾问毛泽东：“反王明路线的斗争能否不等到遵义会议而在中央苏区后期就发动起来？”毛泽东回答说：“不能，也不好。因为王明路线的领导者打的是国际路线的旗帜，同时他们错误路线的危害性当时还暴露得不够显著；当时还有一些人盲目追随他们。那时虽然已有部分干部觉察到他们的错误，但大部分的干部和群众还不清楚，如果早在一二年就发动反王明路线的斗争，那末他们还能欺骗和团集较大的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局面。这对强大的敌人有利，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因之，我虽然在反第五次‘围剿’战争中早已经看清楚王明路线的严重危害，但为了大局我也只得暂时忍耐，只得做必要的准备工作。”[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