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抓住“战机”，一锤定音
要变更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绝非易事，必须要等待有利时机。在到达遵义前，由于毛泽东耐心细致的“解释”和王稼祥、张闻天等的积极工作，毛泽东的作战思想逐渐占据上风。相反，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人减少到只有2万多人，“左”倾领导者的错误和危害已充分暴露出来，红军指战员对“左”倾领导者的不满情绪达到了极点，并意识到这是排斥毛泽东正确意见的结果。在血的教训面前，广大指战员已认识到，只有毛泽东出来指挥战斗，才能使红军打胜战，毛泽东重新出来指挥红军已是呼之欲出。
此时，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左”倾领导者无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不能再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指挥红军了，这是中国共产党解决自身问题的最好时机。“毛泽东一直等待的那个有利契机终于出现了”。李德对此表现得痛心疾首，几十年后，他在《中国纪事》一书中回忆到：“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党的领导完全同外界隔绝，此事造成的后果尤为严重。他们从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那里，具体地说就是从共产国际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助”。[6]因此，毛泽东强烈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军事上的问题。“为此，王稼祥找张闻天，……接着，他又找了其他负责同志，一一交换了意见”，[7]“我（王稼祥）先同张闻天谈了，后来又取得周恩来同志的同意，这样，会议（指遵义会议）顺利召开”。[8]
遵义会议“无疑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共同商议的结果”，“他们甚至就谁在会议上首先发言讨论了很久”。[9]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中也说：中央红军在遵义休整时，毛泽东“利用这次休整时间，强迫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召开了所谓的扩大会议。”[10]由于会前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得遵义会议上绝大多数人公开表态支持毛泽东。在常委分工会议上，毛泽东坚决地对博古说：“你考虑的不是继续当总书记问题，而是把职务交出来的问题。”毛泽东毫不留情，不给“左”倾领导者一点回旋的余地。
四、高瞻远瞩，善谋团结
为了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使红军更加团结，避免出现分裂，会议只讨论当时最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解除了博古和李德两人的军事指挥权，以挽救处于生死存亡关键时刻的红军。张闻天曾说过“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11]如果此时要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将会陷入纠错的“沼泽”，打击一大片，出现思想上、政治上的混乱，给党和红军造成重大的损失。
此时，毛泽东的威信在全军已重新树立起来，并得到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等人的支持，完全有实力和有资格成为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人。但毛泽东拒绝了，他推举作风民主的张闻天（洛甫）担任总书记，这样既避免授人以柄，认为毛泽东是在夺权，又能使正确主张得以实施，使党和军队更加团结统一，同时又容易让共产国际接受。毛泽东说：“这个时候还是洛甫合适，……他是从莫斯科来的，他负责好团结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第三国际那里也好交待。”[12]“会上，要我取博古而代之，不行呀，还有斯大林在莫斯科，不能叫我毛泽东代替博古，我说让洛甫来……”以后到了苏区，时机成熟了，“个别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毛泽东）说‘好，就是我’，所以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总负责人。”1938年9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最终确立。
遵义会议实行的是正确的党内斗争，虽然争论比较激烈，但是采取的是讲道理的方式，不搞过火斗争，不过多追究个人责任。遵义会议之后博古仍然参加中央集体领导，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曾写到：“有趣的是，全党都知道，尽管博古曾反对毛，但毛对博古是宽宏大量的。在毛的地位得到巩固以后很久，博古在中央委员会仍处于受信任的地位。李德也继续受到尊重，毛有意地经常找他咨询事务。”[13]这体现了伟人毛泽东的宽广胸怀。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红军转败为胜，转危为安，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文/刘仕雄
参考文献：
[1][2][4][9]王树增：《长征》，人民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82页，第151页，第161页，第 241页。
[3]郑广瑾、方十可：《中国红军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7-209页。
[5]吴黎平：《中共六十年纪念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20页。
[6][10]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21页，第128页。
[7]郑广瑾、方十可：《中国红军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7-209页。
[8]朱仲丽：《回忆王稼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页。
[11]董钧：《读遵义会议决议的几点体会》，《党史通讯》，1985，（1）。
[12]石永言：《遵义会议纪实》，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页。
[13]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杂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年，第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