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石虎胡同成为徐志摩诗歌事业的新起点，在此他写下大量诗作
或许是为了向心上人展现自己的才华，或许是为了在当时的文坛占据一席之地，徐志摩拿起了笔，开始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所见所感。他虽然不是中文系科班出身，但早在英国留学期间，便对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偶有试作。回国后，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在这种气氛感染下，徐志摩大量用新诗的形式进行创作。从1923年1月至3月，他在《努力周报》、《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刊》等报刊上发表许多诗文。
在《希望的埋葬》一诗中，他写道：“希望，只如今……如今只剩些遗骸；可怜，我的心……却教我如何埋掩？……我收拾一筐的红叶，露凋秋伤的枫叶，铺盖在你新坟之上，——长眠着美丽的希望！”那凄美飘落的红叶，是一种典型的北国意象，是否也象征着他发现林徽因爱上梁思成之后，那完全破灭的希望呢？
在《北方的冬天是冬天》一诗中，他写道：“北方的冬天是冬天，满眼黄沙漠漠的地与天：赤膊的树枝，硬搅着北风先——一队队敢死的健儿，傲立在战阵前！不留半片残青，没有一丝粘恋……田里一只困顿的黄牛，西天边画出几线的悲鸣雁。”徐志摩用粗犷的句子，勾勒出一幅“旧京冬日图”。如果细品诗意，不难体会出，其间仍浸着一丝若隐若现的悲凉。
新文化运动的最初几年，胡适、郭沫若、冰心等人均对新诗创作进行了积极的尝试，而徐志摩的诗，以其全新的气息、自由的排列、较长的篇幅，特别是鲜明的节奏感，一下子引起了文坛的关注。清华大学、北师大附属中学等学校，接连请徐志摩去办文学讲座，更使他名噪京城。
1923年春，徐志摩应聘为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1924年春，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在北京先农坛演讲，徐志摩担任翻译。其后，北京学界在协和医院礼堂为泰戈尔开祝寿会，徐志摩在戏剧《齐德拉》中扮演爱神。泰戈尔离京前，徐志摩又陪他前往法源寺观赏丁香。在海棠花下，徐志摩作了一夜的诗，一时传为佳话。就这样，这位南方才子，在京华努力地生活着，积极地行走着，用一颗纯真的心灵、无数悠扬的韵律，书写出那个时代最华丽的诗篇。
1924年春，徐志摩在今天的小石虎胡同创办了新月社。
1924年春季，徐志摩在石虎胡同好春轩住处的墙上挂了个牌子，上书三个大字：“新月社”。新月社的前身，是徐志摩与朋友们两周一次的聚餐。大家饮酒赋诗，有时徐志摩还表演京剧和昆曲的唱段来助兴。徐志摩曾这样评价新月社 的沙龙：“房子不错，布置不坏，厨子合适，什么都好……有舒服的沙发躺，有可口的饭菜吃，有相当的书报看。”
整整八十七年过去了，那些过去的文人雅士，有什么踪迹留下吗？我走进“民族大世界”的平房中央，展现在我眼前的，是被店铺占据的院落。大喇叭里放着劲爆的RAP音乐，更添光怪陆离之感。我在网上看到，这里有一株几百岁高龄的枣树，本想一睹真容，但它已经被那高高的挡板围起来了，不能靠近。我退出院落，换个角度，才勉强看到它那光秃秃的树枝。枣树啊枣树，当年你一定见过新月社的才子们，欣赏过他们潇洒的风度，聆听过他们飘逸的朗诵，如今，你已被商业的洪流所包围，被市井的喧阗所征服，会不会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呢？你可曾记得，徐志摩写下的那首诗，那首优美的《石虎胡同七号》：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淡描着依稀的梦景；雨过的苍茫与满庭荫绿，织成无声幽冥，小娃独坐在残兰的胸前，听隔院蚓鸣，一片化不尽的雨云，倦展在老槐树顶，掠檐前作圆形的舞旋，是蝙蝠，还是蜻蜓？……”
东松树胡同：徐志摩在这里办起新月社俱乐部，并与陆小曼热恋
离开了石虎胡同，我从西单南下，来到宣武门东，再向东走，进入西松树胡同。这里已经盖起了楼房，不复老胡同的风采。一直往东，过了北新华街，便来到了东松树胡同。胡同两侧都是老式平房，大体还保持着原有的格局。几声悠扬的鸽哨，在空际中飘荡，时而近切，时而幽远，更衬出胡同里的宁静。
徐志摩创立新月社后，还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在松树胡同创建了新月社俱乐部。据作家韩石山先生考证，准确的时间是1925年1月。俱乐部的成员，既有“研究系”的梁启超、林长民、蒋百里、张君劢等，还有“海归”知识分子胡适、徐志摩、陈西滢、丁西林、林语堂等，以及一些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如沈从文等人。后来，徐志摩从石虎胡同搬到了东松树胡同，新月社与新月社俱乐部也就合二为一了。
在这里，徐志摩除了继续自己的文学事业外，还经历了一场惊世骇俗的恋情，与才女陆小曼坠入了爱河。时隔六年，1931年7月8日，当徐陆二人的感情出现裂痕时，徐志摩在给陆小曼的信中写道：“你又何尝是没有表情的人？你不记得我们的‘翡冷翠一夜’在松树七号墙角里亲别的时候？我就不懂何以做了夫妻，形迹反而得往疏里去？”可见，对于徐志摩来说，东松树胡同的那一夜，是如此的浪漫温馨，又是如此的刻骨铭心。在那里，诗人对灵魂自由、爱情自主的追求，得到了又一次升华。
在东松树胡同转了转，我没有找到任何与新月社有关的遗迹。漫步其间，透过初冬那温暖的阳光，我仿佛穿越了时空，依稀看到两个年轻的身影，手挽手走向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