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47年5月，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的时候，梁思成尚在美国，他没有直接参与北平城市规划制定的工作。不过他却是北平市文物整理委员会的重要成员。1947年8月13日，回国不久的梁思成参加了委员会的会议，与谭炳训、关颂声等委员讨论中央拨付的三十亿元文物整理经费的使用办法。会议还决定该会下设工程处，何思源兼任处长，谭炳训兼副处长，足见市政府对该项工作的重视(《整理故都文物》，1947年8月14日《大公报》)。
北平市文物整理委员会的前身是成立于1935年的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负责全市文物建筑的培护与修缮。1945年北平光复后，曾由工务局短暂负责，不久市政府呈请中央恢复该会，改名为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梁思成与文物整理委员会有很深的渊源，1935-1937年间，该会下设的执行机构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就聘请中国营造学社为技术顾问。梁思成作为顾问之一，主持了故宫角楼、文华武英等殿的测绘及景山万春亭的修缮工程。这项工作如此繁重，使他连外出寻找和考察古建筑遗存的主要目标都顾不上了。
抗战爆发前，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对天坛、孔庙、香山碧云寺、西直门箭楼等重要建筑实施了修缮。沦陷时期，伪建设总署曾继续该项工作，修缮了庆王府、白塔寺等二十八处建筑，但不过“粉饰升平之举”(谭炳训《日人侵略下之华北都市建设》，《北京档案史料》1999年第4期)。胜利后，1946年，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修理天安门、永定门等建筑四十余处。此时北平文物建筑的修缮保护工作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首先，经过八年沦陷，加之复员后各机关随处占用，文物建筑残破损毁情形非常严重，几乎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如中南海瀛台、春藕斋的窗棂格扇被拆除，大高殿南习礼亭充作部队眷属宿舍，天安门门楼的门洞被军用开车撞毁等等，不一而足。为此，1948年3月，梁思成与胡适、马衡、袁同礼等人上书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请求加意保护(《平古建筑糟蹋得可惜》，1948年3月27日《大公报》)。再者，由于内战爆发，国内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能够请得的经费少得可怜。当时北平市建设最严重的问题即是财政，工务局的财力为战前十二分之一，物力为战前百分之六十，人力亦为战前百分之六十，在这种情况下，“不但谈不到大规模的建设，就是维持现状，也实在不易”(谭炳训《北平市建设的根本问题》，《市政评论》第10卷第1期，1948年1月)。1948年，中央拨付给文物整理委员会的经费是五十亿元，按当时物价计算，不及战前两万元。“以此数修缮北平之古建筑，实谈不到，不过可使行将倾塌者暂免毁坏”而已(《修缮古建筑物》，1948年3月27日《大公报》)。
在战后百废待兴、市民生活贫苦的大背景下，将有限的经费投入文物建筑之修缮和保护是否值得，也不免引起舆论的质疑。特别是这点可怜的经费，往往只够“装饰门面”(《断瓦残垣——记故都文物整理》，1948年5月15日《新生报》)，对古建筑加以油漆彩绘了事，对照以市面的萧条凋敝，更引起“粉饰升平”的反感(《略论北平市政》，1947年5月29日《大公报》)。梁思成的《北平文物》一文，正是因应这样的疑虑而写的。他在文中着力强调，文物建筑的保护刻不容缓，而且在现有的条件下也是必要和可行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将文物建筑视为整座城市“体形环境”的一部分，不仅是值得纪念的历史遗迹，同时也是目下和将来市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可以给市民以愉快的精神感受，并能触发民族的自信心。所谓“体形环境”(physical environment)是指包括建筑及其周边环境在内的、人类生活于其中的各类空间，它会对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产生种种影响。设计良好的体形环境是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的重要任务。梁思成将文物建筑保护置于北平城的整体规划中来思考，这是他在吸收了新的城市规划理论后的独到见解。
最能体现梁思成这一思路的，恰恰是他对运用油漆彩绘来“粉饰”文物建筑这一传统做法的看法。一般来说，尽管油漆本身对木构建筑具有保护的功用，但若严格遵循建筑保护的现代理念和技术，这一做法是不可取的。梁思成战前就已经提出，“我们须对于各个时代之古建筑，负保存或恢复原状的责任”(《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应该尽可能地保存原物的外观，这是修缮古物的第一原则。而中国古代历来都不重视建筑原物的保存，惯常的做法是将原物翻新，或在原址拆去旧物重建新殿。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木构建筑在材料上不耐久存，同时也是“不求原物长存之观念”(《中国建筑史》)使然。梁思成在战前的文物建筑保护和修缮实践中，极力贯彻现代的原则，破除传统的积习，这完全是出于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保存祖国文化遗产的责任感。
然而，在1948年的现实语境中，梁思成的立场却发生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变化。他在《北平文物》一文中如此描述战前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的工作：“修葺的原则最着重的在结构之加强；但当时工作伊始，因市民对于文整工作有等着看‘金碧辉煌，焕然一新’的传统式期待；而且油漆的基本功用本来就是木料之保护，所以当时修葺的建筑，在这双重需要之下，大多数施以油漆彩画”。显然，站在普通市民的立场上，梁思成对传统的做法有了更深切的同情之理解。由此，他也为当时油饰天安门和东西三座门的工程辩解：“有人批评油饰是粉饰太平，老实说，在那唯一的一次中，当时他们的确有‘粉饰胜利’的作用。刚在抗战胜利大家复员的兴奋情绪下，这一次的粉饰也是情有可原的。”当1947年10月，经过修葺后的天安门城楼对外开放时，“七千万之修整费使草树丛生之庞大建筑焕然一新，垂折之角梁亦重换，外部彩绘重加油丹”(《天安门城楼开放》，1947年10月29日《大公报》)，确实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愉悦。
梁思成为油彩粉饰的行为煞费苦心的辩解，见出他对建筑与人心之间的微妙互动，有着细腻的体贴，也见出他对植根于市民精神世界的传统观念的尊重。对梁思成来说，遍布于北京城大街小巷的无数古建筑，不应该只是供人瞻仰和膜拜的纪念碑，或者承载着民族历史的文物，它们也构成了这座城市的肌理，是普通市民生活于其中的“体形环境”的一部分。它们是活的遗产，我们对它们做出的任何事情，都必须考虑到普通市民的感受。
在风雨如磐的上世纪40年代末，梁思成以其智慧、良知和责任感，在北平城的光辉历史和并不如意的现实之间，寻求着调适的方法，让过去依然能够活在当下，而非单纯的人为的保存和延续。如此这座“旧”都方能获得“新”生，时刻葆有生命力。在这个意义上，梁思成要求保护的“北平城全部”，与其说是建筑的物质集合，毋宁说是一座城市生生不息的灵魂。（原文刊于新浪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