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合影
作为建筑史家的梁思成，后半生却与北京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致力于古都的保护与新生，推其缘由，自然是出于上世纪40年代末战争背景下他对北平古建筑命运的忧思与关切。
1948年冬天，某天夜晚，两位解放军代表前来拜访梁思成，让他在军用地图上标出需要保护的北平古建筑，这让梁思成大为感动。这个短暂的瞬间，对于北平城和梁思成的未来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949年初，梁思成主持编制了《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首项即为“北平城全部”，加四个圈，列为最高等级，称其为“世界现存最完整最伟大之中古都市；全部为一整个设计，对称均齐，气魄之大举世无匹”。将整座城市列入建筑文物的目录中，且给予极高评价，这是一个不同寻常却又深思熟虑的举动。因为在1945年5月，为配合盟军对日本占领区轰炸时避开文物建筑，梁思成曾为国民政府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编制过另一份文物建筑目录，即《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在这份目录中，“北平及近郊”下只列入了故宫、太庙、社稷坛等单体建筑或建筑群，其中故宫只有三星(最高者如佛光寺为四星)，其余不过两星或一星。比较两份目录，可见梁思成对北平城及其古建筑价值的认识，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这转变背后，既有他学术兴趣的转移，也有现实情势的刺激。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看到，梁思成对一座城市的历史传统和当下命运的之间的关系，有着怎样独特而丰富的理解。
一
1931年，梁思成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京，加入了朱启钤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朱启钤对北平情有独钟，视北平为“营造学历史美术之宝库”(《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1卷第1册)，尤其关注元代以来元大都以来的宫殿营造制度方面的史料和文献，学社中阚铎、王璧文等人亦致力于此。这和梁思成的思路很不一样，他的目标是通过实地的考察和测绘，建立中国建筑自身的理论逻辑和历史叙述。日本学者曾断言中国本土已不存在唐代木构建筑，这对梁思成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希望能够找到证据，打破日本人的说法。北平的木构建筑最早只能追溯到明初兴建的社稷坛享殿，对梁思成自然毫无吸引力。从1931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生活在北平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野外寻找和考察华北地区遗存的古建筑上了，终于在1937年7月发现了建于唐代大中年间的五台山佛光寺。
梁思成对华北地区遗存的唐至元代木构建筑做了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中国建筑的历史脉络也逐渐清晰起来。在梁思成看来，唐宋建筑达到了形式和功能的完美结合，堪称中国建筑的顶峰，自明代以后便日渐流于僵化和衰落。1933年9月，梁思成在山西大同调查古建筑，发现殿面排列，宋辽金元皆有减柱之法，以合于实用。“惟明清二代柱之配置，渐成呆板固定之方式……即此一端，可觇我国建筑，自明以来，渐趋退化之途矣”(《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抗战时期，梁思成在李庄撰写了英文版的中国建筑史图录(即《图像中国建筑史》)，他将中国建筑史分为豪劲时期(唐至宋初)、醇和时期(宋至明初)和羁直时期(明清)三个历史阶段，对明清建筑显然评价不高，这是他在长期调查和研究中形成的学术观点。
然而，此时另外一个视角也悄悄地出现在梁思成的建筑史叙述中，它带来了完全不同的认识。这就是城市的视角。与英文版中国建筑史图录大约同时完成的《中国建筑史》，主体部分是以结构理性主义来把握中国建筑变迁的历史线索，此外还梳理了历代都城营建制度的脉络。从城市空间布局和规划的角度，明清故宫和北京城的价值得以凸显：“明之北京，在基本原则上实遵循隋唐长安之规划，清代因之，以至于今，为世界现存中古时代都市之最伟大者”。有趣的是，在这个意义上，明清故宫单体建筑的单调僵直与其群体布局的严整宏壮恰恰相反相成，“整齐严肃，气象雄伟，为世上任何一组建筑所不及”。
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一直有依据经典(《周礼·考工记》)和地理形势事先规划的传统，尤以元大都和明清北京为甚，梁思成对此了然于心。梁再冰回忆说，她很小的时候，梁思成就曾多次带她登上景山，从北京的中轴线向四处眺望，鸟瞰全市规划(《回忆我的父亲梁思成》)。“规划”当然是个现代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正是现代城市规划(当时一般称作“都市计划”)的观念，赋予梁思成以崭新的视野，使得他对北平城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有了新的认识。1940至1945年间，梁思成往返于李庄和重庆之间，他从任职于美国大使馆的好朋友费正清那里，了解到西方最新的城市规划和建筑思想。与此相映成趣的是，西方的建筑师和规划师也正从北平城的空间布局中汲取灵感。柯布西耶在他那本著名的《明日之城市》中，便把“高度文明的中国北平城”视作其理想的几何学式城市规划的典范。美国建筑师墨菲(H. K. Murphy)也对北平城中轴线的平衡感赞不绝口(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3分册，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82页)。虽然我们不能断定梁思成了解他们的观点，但是他显然知道，古老的北平城符合现代“都市计划”的观点绝非他个人的发明，而是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1948年，他在《北平文物必须整理与保存》(以下简称《北平文物》)这篇重要文章中写道：
北平市之整个建筑布署，无论由都市计划、历史、或艺术的观点上看，都是世界上罕见的瑰宝，这早经一般人承认。至于北平全城的体形秩序的概念与创造——所谓形制气魄——实在都是艺术的大手笔，也灿烂而具体的放在我们面前。
古今中西之间这种奇妙的对话，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屡见不鲜，其间自然不乏生硬的比附和有意的误读，但同时也会带来新鲜的刺激，异域的新视角激活了本土的旧范式，“古”也可以成为开“新”的动力。抗战胜利后，梁思成着手筹备清华大学建筑系，并将城市规划这门新学科列入教学计划之内。为此他通过清华大学函呈教育部，恳准将建筑系改称营建学系。在《周礼·考工记》中，所谓“匠人营国”中的“营”即是规划都城之意。这种“以古为新”的思路，透露出梁思成对历史与未来之间的张力的敏锐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