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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都新命:梁思成与北平城

1972年1月9日,建筑学家梁思成逝世。其生前与北京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致力于古都的保护与新生。

  二

  早在上世纪初年,西方现代城市规划思想就已输入中国,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和柯布西耶的功能主义观点,在中国学术界都不乏知音。到了40年代,特别是在战争的背景下,如何让城市规划服务于战后重建成为当务之急,一时城市规划成为热门话题。《市政评论》、《市政建设》等刊物上时常可见相关的讨论,国民政府也出台一系列法规。1939年6月,国民政府公布了《都市计划法》,作为战后重建的依据。抗战胜利后,内政部大力推进《都市计划法》的实施。1946年4月,内政部正式颁布《都市计划委员会组织通则》,要求各市组织成立都市计划委员会,制定各自的城市规划。继重庆、上海、南京、青岛等市之后,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于1947年5月29日宣告成立。由市长何思源任主任委员,工务局长谭炳训任副主任委员。

  无论是从西方引入的现代城市规划理论,还是在战后重建背景下城市规划实践的展开,其主导方向都是面向未来的城市建设,很少考虑旧城保护和改造的问题:“大家都感觉旧城市改造的艰难,所以对于尚未定型的新市,从事全盘的都市计划”(殷体扬《市政革新与都市计划》,《市政评论》第10卷第6期,1948年6月)。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鲍立克(Richard Paulick)认为,城市规划是工业化的必然要求,中国城市大多是中古时代的遗留物,并不适合现代工业发展的需要,所以大多须重建新市,旧城任其自生自灭即可(《都市计画在中国之必要》,1947年1月6日《大公报》)。这当然是一种颇为极端的观点,然而其破旧立新的内在逻辑,却是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典型特征。

  因此,尽管从城市规划的角度看,北平的空间布局值得称道,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还能为今天的城市生活服务。在北平市都会计划委员会看来,“北平城市之规划,虽有伟大之艺术价值,光荣之悠久历史。然以建筑年代遥远,今古异宜,已不能完全适应近代都市之需要,乃渐呈没落之象”(《北平市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一集》,北平市工务局编印,1947年8月,第2页)。谭炳训在一次面向北平市民的广播演讲中,一方面承认北平“远在元朝开始建都时已有计画,故现在研究都市计画者均以北平作参考”,但同时亦指出,北平旧城的布局秩序完全以皇室为中心,“殊不适于以全体市民为主体,适应新环境之现代都市计画,必须加以改造。”北平市的城市规划,必须发展新市区,改造旧市区,同时注重两者之联络(《北平铁路总站地址与都市计划之关系》,1947年9月15日《大公报》)。

  城市规划必须以市民为中心,满足市民安居乐业和城市未来发展的需要,这也是梁思成发表于1945年8月的《市镇的体系秩序》一文中的观点。1946年10月至1947年7月,梁思成赴美考察,回到北平后,在一次演讲中讲述了他访美的所见所感:“就本人此次在美参观各处市民住宅之所得,认为建筑与市镇设计最要之点,在于整个观点完全注重于大众的生活方面”,像奥斯曼改建巴黎那样“只重外表不顾实质的作风”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建筑市镇设计的新观点》,1947年12月8日《大公报》)。不过,在北平既有的“都市计划”是否适用于现代生活这个问题上,梁思成与谭炳训等人却有着重大的分歧。他在《北平文物》一文中说:

  论都市计划的价值,北平城原有(亦即现存)的平面配置与立体组织,在当时建立帝都的条件下,是非常完美的体形秩序。就是从现代的都市计划理论分析,如容纳车马主流的交通干道(大街)与次要道路(分达住宅的胡同)之明显而合理的划分,公园(御苑坛庙)分布之适当,都是现代许多大都市所努力而未能达到的。美国都市计划权威Henry S. Churchill在他的近著《都市就是人民》(The City is the People)里,由现代的观点分析北平,赞扬备至。

  梁思成这里提到的邱吉尔(Henry S. Churchill),在他的书中高度评价了北平城的“大街坊”(superblock)制度,即主要的大道将城区划分为若干独立的居住单元,单元内部的居民以步行的胡同与外界相联络,从而不必忍受现代交通带来的嘈杂与污染(The City is the People, Reynal &Hitchcock, 1945, p. 11.)。这也就是梁思成所说的大街与胡同之间的合理划分。实际上,它体现的是美国城市规划理论中的“邻里单元”(neighborhood unit)思想,其主要目标是将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排除在居住区之外,构建安宁和谐的邻里生活。这一构想最初在克拉伦斯·斯坦因(Clarence Stein)和亨利·莱特(Henry Wright)设计的雷德朋(Radburn)布局中得以实现。值得注意的是,斯坦因本人和梁思成是很好的朋友。1936年4月,斯坦因及其夫人来北平旅游,结识了梁思成和林徽因,这对梁思成日后深入思考城市规划方面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机缘。1947年,两人又在纽约重逢。(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白莹璞、关超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第114、183页)梁思成很可能正是通过斯坦因而接受了邻里单元思想的。重要的是,梁思成由此确认了北平城原有空间布局的生命力,它不只是具有艺术和历史的价值,而是仍然活在现代的城市生活中,足以为市民提供理想的居住环境。

  • 责任编辑: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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