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先生对我说过，日本保存的隋唐时代从中国传去的古建筑，比中国保存的唐代建筑还要多，所以学习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不可不去日本。
1954年，我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梁先生是整个系的学术领袖和精神领袖，我很少有机会接触到他，只是远远地看着他，很仰慕。从1961年开始，我留校攻读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的研究生，这才直接到了梁公麾下。 总的说来，梁先生是一位坚毅执著、亲切儒雅、睿智幽默的前辈，影响了我的一生。
他遗憾自己的书画“帅”味不足
我很荣幸见识过梁先生的才华，那真是出口成章，倚马可得。
1963年，他从广西考察回来，对“真武阁”那座古建筑十分赞赏，打算写篇文章，约我去作记录。
那是个上午，大晴天。梁先生的精神不错，在书房里迈着方步，一句一句地讲，偶尔停下来推敲一下个别词句，又继续说下去。我一字一字地在稿纸上记。大约一堂课稍多的时间，他讲完了，文章也成了。就这样，几乎没有什么改动，全文就刊登在当时的《建筑学报》上。
梁先生的书房是向学生开放的。由于他社会活动多，出差时经常让我们到他的书房学习，说那里书多又安静，比学生宿舍的条件要好一些。
他的书房朝南，两个大窗子。房子的东面是他的书桌，书桌对面的西墙排满了书架。书桌右前侧是一条长沙发，左前侧是木茶几和靠背椅。小房子很简单，但让人感到很舒服。冬春之交，他还喜欢在书桌右角摆一盆“仙客来”。
这个书房等于是我们师生之间的一个课堂。梁先生经常坐在圈椅上侃侃而谈，我总是拉一把木椅坐在书桌前认真地听、认真地记，偶尔插话提个小问题。这样的场景现在想来都很温馨。
梁先生很健谈，经常妙语连珠，有时也偶发人生之感慨。有一回，谈到书画作品，他说作品的气质与作者的爱好并不总是一致的。比如他就很喜欢那种豪放的、有“帅”劲的风格，但是他自己的字和画比较工整，“帅”味不足。他说这是他一生的遗憾。当时我就设法安慰他说，您的罗马斗兽场那幅水彩不就挺“帅”的吗？他摇摇头，表示自己并不满意，理由是虽然这幅画表达了斗兽场的古朴与坚实，但笔触和色彩还不够洒脱，没有充分表现出宏伟感与历史感。
接着，他从案头上顺手拿过一份他的手稿给我看。他说，看到自己“帅”不起来，所以就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地写字，最起码要让人家看得清楚。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很大，让我以后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伸胳膊伸腿地乱写“自由体”了，尽量把字写得工整一些。
竟然没有听他的话
梁先生对我很照顾，但是在一件大事上我却没有听他的话。
我的研究生课题定向时，梁先生正在研究宋代的《营造法式》，这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他打算让我参与这项工作，通过系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我却另有想法。
这之前，我参加了教研组组织的古建筑考察活动，莫宗江先生带队，他是梁先生的得力助手。我们一起去了承德避暑山庄，又到无锡、苏州、杭州、扬州、上海考察了古典园林，我彻底为之倾倒，觉得中国古典园林太有味道了，是取之不尽的宝藏。我想学这个，跟谁也没有商量，就决定论文要围绕古典园林选题。我当即就这样向领导作了答复。
事后我觉得自己好像犯了什么错误，因为有老师和同学批评我，别人想跟梁先生一起工作都苦于没有机会，你张锦秋怎么可以这样自作主张！
我认为有必要跟梁先生解释一下。那天我很忐忑，和往常一样走进他的书房。他笑容可掬地坐在圈椅上，询问我研究学习的情况。我说已跟随莫先生多次到颐和园听他现场讲解和分析，但题目尚未确定。我还说吴良镛先生对此也十分关心。
梁先生说话了，他说我虽然喜欢中国园林，但却没有系统地下过功夫。这方面请老莫来指导最合适了，他对古典园林研究很深，不但对造型、尺度十分精到，而且对这种东方的美有特殊的感受，对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亭一阁，一情一景都能讲出许多道理。他又说小吴公(即吴良镛先生)能从规划格局上着眼，从总体布置上分析，这对于大型皇家园林的研究十分必要。他要求我认真向莫、吴两位老师请教，在深与博两个层面上进行结合，认真地探讨和研究。 他的这一席教诲，成了我研究学习中国园林的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