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先生1928年8月20日致胡适的信中，有了离开中大去一个“研究的境地”的想法，这个理想中的研究境地是当时正在创建的中研院史语所。至于“名位”，顾当时大概是指史语所所长。1928年9月，傅斯年正式就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顾此前与傅有工作上的一些不愉快，1928年也确曾接到燕京大学邀请而遭到傅的斥责，并且将自己的种种不愉快写信告诉胡适。1928年11月13日顾先生的日记:“今日上午，与孟真相骂，盖我致适之先生信，为孟真所见……予与孟真私交已可断绝。”
但史语所“所档”表明，顾在1928年末已完全不介意傅斯年的所长之职，他和傅积极地讨论着自己加入史语所的工作计划，1928年12月还制订呈交的文籍考订组工作计划。一直到1929年初，顾还十分热衷于进史语所，史语所也在1929年1月正式给了顾聘书。根据《顾颉刚日记》，顾于1929年2月24日离开广州经香港北上，在上海、杭州、苏州、南京盘桓一段后，最后在5月1日到了北平。其间3月21日夜接到中央研究院电话，被告知傅斯年将于第二日到上海，因等之；但现在公布的日记中没有更多相关记录。顾离开中山大学北上，最初是应聘史语所并主持文籍考订组工作的，但最后却去了燕京大学。根据“所档”保存的傅、顾往来书信，顾与傅关系变化是在1929年3、4月间。就顾心理的视角，很可能就是在3月22日。章士钊曾说傅斯年是全中国最懂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人，不知傅的内在视界中又是如何看待顾、傅关系转折的。
“所档”元字107-4是傅给顾的长信， 这封信要求顾不能仅在中大请两个月假，还挂主任名义并上课，却在北平遥领兼函授。指出，“历史语言所不再添兼任研究员，而专任乃须真专任。”内中且云:“兄谓暂且骗中大出之一跑之法，弟不敢与谋。而此种遥领函授的复杂办法必须使院知之以免后论。”傅要求顾到史语所后，最迟一个月内辞去中大职事，并辞干净，如果顾有其他想法请写明由他代转院长核办。
“所档”元字107-5是1929年1月31日顾给傅并请转蔡元培、杨杏佛的长信，这封信强调他为“个人学业计，立志返北平，故辞中大而就中央之聘”，但还是希望在中大继续维持一段，“我走了之后总要使得他不至停顿才好。此弟所以竭力寻一主任以为后继之故”，“我所以不同中大断绝关系之故，都是对于我自身毫无利益的，只有牺牲而已。中央研究院不能容我改兼任，或不改兼任，而不容我与中大不断关系，这一层我很谅解，我决不恨你们，只恨我自己没有断绝中大的决心”。
根据“所档”元字107包括计划书、往来书信、公文、收据等在内的共十三份档案，笔者判断，顾在1928年底积极筹划史语所文籍考订组工作，但想留在中山大学而兼职“遥领”史语所三百元高薪（当时董作宾一百元，主持民间文艺组的刘半农一百五十元），傅答复声明已不再新设兼职，坚持顾必须辞去一切其他任职来所工作，双方在此问题上往来商讨。最后，在傅斯年和蔡元培、杨杏佛的热忱帮助下，顾还是被以特约研究员的名义聘用，支薪二百元并以将来研究著作充抵。顾表示接受并感谢，又提出向史语所每月另行借贷一百元。（傅在批示中要求以后每次借领需经他“斟酌”。）这许是顾最后进入燕京大学的真正原因。
不过，顾的“葛氏”也并非仅仅如笔者猜谜那样简单，当还更有一层因缘。柳存仁《北大和北大人》一文，刊于1940年8、9、10月的《宇宙风乙刊》27、28、30期，柳先生写道:“我知道至今也许有人指得出北大宿舍西斋里，葛天民君情变案女主角某君自缢的地方，但是决没有人能够或者愿意，证明已经成为文化界名人的傅斯年和顾颉刚同住的房间在那（哪）号。”1933年，北大女学生李静淑在男生宿舍上吊自杀，学校将其男友葛天民开除学籍。当时顾先生也在北大兼课。抗战爆发后北大南迁，很多人追忆往事；其中柳氏的《北大和北大人》系列文字据《北大旧事》编者陈平原说是有影响之作。顾对傅心有所怨而用符号指代，柳氏说北大旧事时提到的“葛氏”，行文中与顾、傅关联，正是理想的代符。很多年后补《皋兰读书记》前序时，使用了这个代符。顾后半生对傅一直心存怨芥，这清晰反映在顾六十、七十年代为过去读书笔记、日记所作多条补记中。
实际上，顾、傅之交恶过程非如顾潮所写传记、《年谱》记载的那样线索明晰，更不是决然而止。且不说顾为营救学生写信求助于傅斯年的善举，根据“所档”考字2-77，顾还曾写信给傅介绍其妹去史语所考古组为研究生，史语所之设研究生也是后事。据顾1931年1月31日日记，傅当时建议顾考虑去胡适掌校的北大专任，以提高收入待遇。1935年10月，顾创办《禹贡》杂志，请傅代为募捐，傅慷慨应诺并认真践履，顾不但给傅写长信而且作《本会纪事》“对傅朱辛徐四先生表示极度之感激”。当时捐款的另三位是朱家骅、辛树帜、徐中舒。1947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评选，在傅拟提名单中，提了顾；反而是胡适拟提名单中没有提顾，但提了傅。
顾先生此后离开燕大又再经起落坎坷，终于能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反省自身、进而克服自身已表露较显的一些人性共有的弱点，在下半生几十年中理智规避外在恶劣环境的影响，潜心钻研，在其他众多早年成名的大家或献媚、或沉沦而置学术求真于不顾之际，大放异彩之卓越。顾先生也好、傅先生也罢，他们的学术研究和社会行动之意义固毋须任何脱离事实的言辞的褒扬尊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