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史语所收藏的拟聘用顾颉刚的信件及傅斯年的批示
最近读到岳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腰封广告所说的“大师之后再无大师”，其实是无意义（nonsense）的话，不过，陈、傅话题确实很令人感兴趣。
作者显然对现代学术史下过一定研究工夫。试举一例，1942年6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得知陈寅恪先生到了桂林，为照顾陈身体而提出他可以在桂林工作，不必到职李庄；而身为陈至友的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坚决不准“遥领”，定要到李庄专任才可领六百元并临时加薪的四十元薪水，接连发信给陈寅恪和叶企孙。结果陈表示理解，叶在傅指定格式下给陈寅恪发了“专任研究员暂适用兼任研究员之待遇，月薪一百元外暂加薪四十元”的聘书。作者为此专门采访了当时叶的助手何成钧，说明叶的这次尴尬，和他一年后辞职离开中研院有关联。
书中有一节专讲顾颉刚和傅斯年的交恶，虽然生动而充满激情，但其叙述框架和信息内容没有超出顾颉刚女儿顾潮为乃父所写《年谱》和传记的范围。
应该说，顾先生从中山大学到燕京大学的过程，不仅改变了自己的治学环境，也显明傅、顾关系的恶化，而且还是顾自身学术的转折。对应着1928年史语所在傅斯年领导下开始了举世震惊的殷墟发掘，顾先生此后则基本不再从事殷商史研究，放弃自己敬仰学习的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彻底转向古书辨伪，当年被傅斯年赞为“史学称王”的顾先生，由此也放弃了古史研究的最前沿方向。将疑古理论看得太重的顾先生无法平静对待自己的内心，把研究载体的区分看成了现实资源的分配。
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的十四册《顾颉刚读书笔记》中，在注明1937年11月的《皋兰读书记》的前面顾有序云:“然彼时实不能从事研究，故每觏一新材料，只摘钞其大凡而已。噫，如予不遭葛氏之攻击，予又安得见此之林林总总之新事物耶！然粗涉其樊而不得深索，此又予毕生之恨也！颉刚记。”
这段手记估计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顾颉刚先生所补。顾先生这里说“彼时实不能从事研究”是指日寇进犯、国难当头。这里的“葛氏”当然不是侵华日军，而是生活中的某个人，一个顾先生设定的对手。
或有先生指出“葛氏”是顾的学生葛毅卿，但是，顾未去史语所并与傅不和之事其实与葛毅卿完全无关。顾日记和史语所“所档”，都表明葛毅卿在1928年时，还是中山大学史学系一年级学生。顾先生对这个学生有好感，在他第一个学期的课程上给了95分的高分。这样一个刚入大学的学生完全不可能影响到顾、傅之间的私人关系。葛氏大概因学生运动遭牢狱之灾，顾也曾商请傅斯年出面营救。“所档”元字107-10，是顾先生致傅斯年信，请营救葛毅卿并商刊印《甲申纪事》。这封信落款有具体日期4月23日，但没有记年。这封信的抬头为“北平燕京大学用笺”，可见时间一定是在1929年5月顾先生进入燕京大学之后，也就是在顾和史语所及傅分道扬镳之后。“所档”元字245-1-19是葛氏报考史语所助理研究员时的履历和自述文件，这份资料的收到时间是1935年6月21日。也就是说，在葛考进史语所之前他和史语所及傅都不可能发生什么关系。葛氏进史语所不久就出事了，根据“所档”元字44-A，北平警察局第15支局王柏良写信给傅斯年，时间是在1935年10月7日。因此无论如何，顾为营救葛写信给傅与顾1929年初的去向选择毫无关系，更完全不可能造成顾的“毕生之恨”。葛是江苏无锡人，入史语所后随罗常培等学语言学，主攻苗瑶语。
那么，让顾先生隐恨而又令他看到“林林总总之新事物”的“葛氏”究竟是谁？笔者猜测是傅斯年。纠葛者，束缚也；缚，傅也。这是顾先生考证“禹”的手法，但我们平时确乎也常用这种指代法来指称某个不愿或不能提及的人。顾、傅由同室好友发展到后来路遇视而不见，中间可供关注民国学者生活交际的研究者发掘处甚多。如果能确定葛氏的身份，可以了解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到1937年这段时间，顾先生学术兴趣的某种变化轨迹，体味个人学术之路与人事纠葛的微妙关系。
2007年12月，笔者访问台湾时应“中研院”文哲所之邀做了关于顾颉刚学术转折的讲演，并承史语所王汎森所长和傅斯年图书馆陈鸿森馆长的帮助，得以研读史语所档案并获得了相关复印件。
在研读了史语所相关“所档”之后，笔者意识到当初依从《年谱》和顾潮所写传记划定的顾、傅于1928年中交恶的时间并不准确，应该是在1929年初。因为1928年12月，顾先生还积极准备去史语所并筹备文籍考订组工作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