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肯定说法的理由是：“何以说是壬寅呢？一、北平师范大学导源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这个师范馆是壬寅才创始的，这个校庆日期，据说是我的同馆同班同学王桐龄先生所考订出来的；师范大学即用此同一个日期为校庆而纪年，则推始于壬寅而不溯及戊戌。”
诚然，京师大学堂命途多舛，在襁褓中，就接二连三地面临着死神的威胁；首先是慈禧太后全面复辟的“戊戌政变”的生死攸关的危机，其次是军机大臣、御史吴鸿甲等人判以“饬归并删除”的死罪；再次是管学大臣许景澄因反对义和团而惨遭朝廷杀害；最后是八国联军的入侵的空前浩劫。使得京师大学堂的筹建工作寸步难行，度日维艰，只能办办停停，停停办办，作垂死挣扎。这就难免不给予人以极其混乱的感觉，甚至早已“胎死腹中”的错觉（但是，京师大学堂却出乎邹树文等人的意外，浴火重生，又复活了）。所以，邹树文才绝望地说道：“何以能那样的开这个‘二毛子’的洋学堂呢？”“北京大学校庆十二月十七日，决不是戊戌北大的任何纪念日，而是壬寅京师大学堂的开学纪念日。”
但是，邹树文却又慎重地说道：“但是全凭记忆与推想，还不足成为定论。我愿胡校长本他的考订《水经注》精神，将这个校庆日期的来源确实考订一下。抗战期间我在美国一次闲谈中还问过他，后来他因在大使任事务太多，想也把此事忘记了。”（以上均引自：《北京大学最早期的回忆》，《我与北大“老北大”话北大》，第28-29页）
其结果，胡适从那时起直到他死去时止，不是忘记了这件事，就是没有忙到这件事。
可见，老北大一方面坚持以戊戌年（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创立为校史的开始之年；另一方面又只能以壬寅年（1902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开学之日的12月17日作为校庆日。二者并非是同一年的，前后相差了5年之久。而把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首次开学日，只好作为一个不解之谜留了下来。并且过去了100年，一直留到了今天。这，真令人深感无奈与遗憾！
但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今胜于昔，北大为了隆重庆祝百年华诞，出版了大量校史资料，使得这个世纪之谜，终于有幸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我见到的是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12月31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京师大学堂开学。”以及1899年“1月17日（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申报》报道，京师大学堂原拟招收学生二百名……限于十一月十八日到堂，十九日开学……”（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
《申报》所刊登的京师大学堂首次开学告示全文如下：
“兹照录总办告示曰：为传到事，前经出尔，本学堂学生斋舍，按照定章原额尚不敷。兹将例应住堂各学生，分作三项，核定名数。计仕学院学生三十名，中学生六十名，小学生七十名。除照章报名入仕学院之学生十二名，由本学堂另行知会外，其余各生姓名具列如左，仰该生等于十八日到堂，十九日开学。如有不愿住堂者，限于十八日以前报明。如届期不报，立即扣除，以便续传足数。切切勿违，特云。”（郝平：《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
《申报》的消息，很不及时，晚了17天。但也足见，京师大学堂的首次开学，在我国教育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是传统教育进行重大改革，开始实行新教育制度的标志，在当时是社会上的一条大新闻，所以还是有补报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