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拙作《解开北大校庆日的百年之谜》一文（发表于1998年8月5日的《中华读书报》）里，曾提出一般学校的校庆日，都来自于该校成立之时的首次开学日。按照这个惯例，北大的校庆日应来自于其前身京师大学堂于戊戌年（1898年）创建时的第一个开学日。新北大的5月4日的校庆日，是为了纪念1919年爆发的著名的“五四”运动而特别改的，当然与100年前京师大学堂的第一次开学日无关。那么，老北大的校庆日，是12月17日。这一天是否就是北大一个世纪以前的首次开学日呢？
12月17日，确是老北大的校庆日。1948年，是北大50周年。老北大就是在12月17日的校庆日，举行50周年大庆的。时任北大校长胡适于1960年还回忆说道：“北大五十周年校庆，是民国三十七年（即1948年——引者注）十二月二十七日。”（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
作为校长的胡适为了纪念北大50周年，还特地撰写了《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他在文章里，专就北大校史始于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成立之年的问题，明确写道：“我曾说过，北京大学是历代的‘太学’的正式继承者，如北大真想用年岁来压倒人，他可以追溯‘太学’起于汉武帝元朔五年（西历纪元前124年）公孙弘奏请为博士设弟子员五十人。那是历史上可信的‘太学’的起源，到今年是两千零七十二年了。这就比世界上任何大学都年高了！”“但北京大学向来不愿意承认是汉武帝以来的太学的继承人，不愿意卖弄那二千多年的高寿。自从我到了北大之后，我记得民国十二年（1923）北大纪念二十五周年，廿七年（1938年——引者注）纪念四十周年，都是承认戊戌年是创立之年。”（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老北大”话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
老北大从不动摇地把京师大学堂创立的戊戌之年（1898年），当作自己校史上的正式的开端之年，是有光绪皇帝的“圣旨”——《明定国是诏》为凭的，是有客观的历史事实为据的。新北大也完全继承了这个“坚定的遗规”。
1960年，是北大的62周年。胡适与相亮功、毛子水等一些北大老人，在台北还是于12月17日这一天，举行了北大62周年的校庆活动。
人们根据胡适等老北大人既确认1898年是北大历史的起点，又确认12月17日是北大的校庆日，是否就可以进一步推断这个12月17日的校庆日就是来自于100年以前京师大学堂新建时的首次开学日呢？
可是，就连胡适本身，也没有断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慎重地说道：“至于北大校庆的日子，有几种说法：一说是从阴历翻成阳历的今天（12月17日——引者注）。但邹树文那篇回忆中说，戊戌年设校之说不确，可能是庚子乱后，壬寅年（1902年——引者注）恢复开学的纪念日。这篇文章……是校史的重要资料。”（《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9册）
邹树文的原话的确是这么说的：“北京大学校庆十二月十七日，决不是戊戌北大的任何纪念日，而是壬寅京师大学堂的开学纪念日。”
邹树文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吗？
他否定说法的理由是：“何以说不是戊戌年呢？那年到了十二月十七日，早已经过了政变风潮，康有为、梁启超已逃走了，戊戌六君子已杀身成仁了，那还在反动潮流初发展的时候，由此反动潮流而形成最高潮的庚子之变，何以能那样的开这个‘二毛子’的洋学堂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