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以升先生作为享誉中外的桥梁科学家，他不仅给我们留下了钱塘江大桥这样的物质财富，而且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对祖国忠贞不渝是先生精神财富的核心。少年时期，先生因不满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而准备弃学从军，参加国民革命。后因听孙中山先生讲，中国革命需要武装斗争与建设两支大军，先生才下决心走“科学救国”之路。
1920年，茅以升获美国卡利基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回国，期以所学救国。他先后担任了唐山交大等6所大学的校长、教授，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工程技术人才。
看到中国江河上钢铁大桥的修建权都被列强把持，先生深感痛心。他提出承建钱塘江大桥，并以建桥方案胜美国专家一筹而夺魁。钱塘江江潮浩荡，江底流沙厚达41米。先生以两年半时间在江上架起长1453米高71米的公铁两用大桥，显示了中国人民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新中国建立后，先生积极投身于武汉长江大桥、人民大会堂等重大项目的建设，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海外华侨华人中的科技工作者发出“报国有门”的呼唤。1981年国庆节前夕，中国共产党向台湾当局发出祖国和平统一的号召。先生认为这座和平统一“大桥”正式动工之前，海峡两岸的科技工作者可以各修一座“引桥”。为此，他提出海峡两岸科技工作者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的一系列建议。
追求革命和进步，追随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是茅以升先生精神财富的重要内容。
先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的前半生，自诩‘无党派’、‘超政治’，是一个一贯崇尚‘科学救国’、‘工程救国’的民主主义者。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目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摧残民主，投靠帝国主义，开始认识到只有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起来革命，才能救中国。”
上海解放前夕，先生拒绝去台湾。他根据中共地下组织的指示，利用自己的联系和影响，保护了关押在龙华监狱中的300余名进步学生和一批工厂，为上海解放做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建设新中国的总工程师”。从此，他坚定不移跟党走，即使身处逆境也毫不动摇。
先生对科技教育的发展有很多想法，但是在旧中国，根本没人听取他的意见建议。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参加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召集的会议。这使他有很多机会向党和政府提出意见建议。如他提出的《建设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教育制度》的建议，受到周总理的赞扬。
先生认为，旧脑筋里的东西，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用新的尺度衡量。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思考，除旧纳新，自觉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
早在五十年代，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强调“科学是为人民服务的”。他一方面身体力行，数十年如一日为祖国的科技教育事业无私奉献；另一方面，在科技工作者中大力提倡科学道德。1982年，他倡导并联合首都103位科学家发出“关于制订《首都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的倡议书”，提出了“热爱祖国、忠于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等七条标准，得到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热烈响应、对科技界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