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着趴在地图上的孙逸仙，我就开始思索，孙逸仙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梦想家，一个热情燃烧的梦想家的？我就想到1923年他在香港大学的演讲。那场英语演讲的题目是：我的革命思想来自哪里？
他是这么说的。二十出头的孙中山在香港读书，看见香港“秩序井然，建筑宏美，无有干扰，向往不已”。每次放假回到相隔只有八十公里的香山，“每次回乡，我竟然需自做警察以自卫，时时留意防身之枪弹完好否。年复一年，情况俱如此，家乡与香港仅有50英里之隔，唯两地政府何以差别如此？”香港社会秩序令他震撼不已。
而二十岁的孙逸仙还不只是个梦想家，还是个行动者。他受到香港的影响，放假回到家乡，他召集了一批乡里年轻人动手挖石头，铺路，要把他的村子跟另外一个村子之间的几里路给铺起来。铺了一阵子后发现不行，做不下去了，有很多很多的障碍，他就去找县长。一个20岁的少年，非但不怕官，还会去找县官。这个县官也答应了要帮助铺路，但是接下来他发现这个县官不见了，换了一个县官，他再去找这个接任的县官，发现接任县官对他置之不理。这个时候，孙中山发现这个县官是花了5万银子买来的官。20岁的少年才知道，政府的管治原来是这样的。
他在1923年演讲里说，有了这个认识之后，他就着手对政府做研究，发现在别国的政府当中，贪污是例外，廉洁是常态，但是中国的情况刚好相反。在中国的官场，贪污是常态，廉洁是异态。孙逸仙刚开始以为，省城的情况会比较好，不料一到广州才知道它的腐败更严重。原来，“中国之官地位越高，贪污愈炽，最后到了北京，其腐败又千百倍于广州”。孙中山说，这时候他才知道原来底层县府竟然是中国最廉洁的政府机构。这样的震撼教育给了他一个信念：好政府才是中国最需要的拯救。
今天这场短短的演讲如果一定要有结论的话，那就是：孙逸仙是个大梦想家，可是他不是一个空的梦想家，因为他也是一个行动家。一个清朝的学生，会去铺路，会去找县官，然后希望有所突破，最后用革命行动来实践他的梦想。有人说，民国建立，如果孙中山真正的执政，他不会是一个很好的执政者。也许，但是我想，大破的时候，需要的是目光远大、胸怀愿景、有气魄、有梦想的人。大立的时候，需要的是一步一脚印，忍辱负重，有谋略、有毅力的，能静水深流的人。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特质，我们怎么可能要求这两种特质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
今天之所以提及伍连德，是因为“伍连德这个人”在国家政治、军事动荡到极度的时候，他专心只做一件事，就是把中国的公共卫生制度给建立起来。今天之所以讲到“詹天佑这个人”是因为，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他如此笃定不移地坚守铁路的基础建设。在大破的时候，我们需要像孙逸仙先生这样的大梦想家，让你有一种气魄，敢于想象非常远的未来。在大立的时候，我们需要像詹天佑这种实践家坚毅执著。在大破大立非常混沌不明、价值混乱的时候，可能要有像伍连德这样的人，他不管你外面天翻地覆，就是一心一意去完成最重大、最扎根、最长远的建设，以天崩地裂不变色的从容态度，一点一滴地做下去。
2012
我们今天的台湾刚刚好距离1912年是一百年，孙逸仙这个人对于建立共和国的愿景，我们还在他的蓝图上往前走，台湾在意想不到的另一个空间，开展出自己的一条路来。今天这个时候，我们在政府的体系里工作的人，可能也有很多人觉得，在大破和大立之间、价值混沌中觉得灰心，因此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碰到破和立之间幽晦不明的时候，只要我们心里清楚知道自己在做扎根的、长远的、有意义的事情，或许我们心中就可以有一种笃定和从容，即使外在的环境忽明忽暗，众声喧哗不已，但是心里可以自信：对于时代、对于人民，有些基本的信念，是值得静静坚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