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声音
1980年《公开信》发表之后，除了1980年总和生育率有所下降，自1981年起，总和生育率又开始有回升之势。尤其是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干群矛盾迅速加剧。
在“一对夫妇只生一个”成为全国上下的一致声音时，时任山西省委党校教师的梁中堂在1984年春节写出了题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报告，呈给总书记胡耀邦，提出采取晚婚晚育和延长生育二胎的办法，完全可以把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从而建议放弃“一胎制”。
这一年7月，刚从美国学习归国、对统计学有很深造诣的马瀛通也写出《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提交中央，重提70年代“晚、少、稀”的人口政策，并将本世纪末12亿的人口的目标，改为12亿左右。
报告得到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赏，并先后作出批示。
1984年9月23日至28日，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的老会议室，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召开了《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论证会，马瀛通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和每年抽样调查的数据，当场演示了报告里的测算，得出根据“晚、少、稀”的人口政策，到本世纪末人口不会超过12。3亿的结论。宋健领导的人口小组也派人参与，并无异议。后中央将原《公开信》中所提到本世纪末人口不超过12亿的目标，改为12亿左右。
也是在这一年，针对生育率上升，农村干群关系紧张，中央发出七号文件对“一胎制”做出调整，第一次明确使用“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表述方式：“在大部分农村地区，要逐步做到允许第一胎生女孩的再生第二胎……从长远看，如果能切实做到杜绝多胎，则允许生二胎并没有多大危险。”
据翟振武分析，政策放宽后，实际生育率并没有因此而上升，反而略微下降了些。例如执行“只生一个”政策的1981年、1982年和1983年，平均总和生育率为2。64左右，但1985～1990年平均总和生育率为2。40左右，下降了约0。24。也就是说，只要生育政策向合理民情靠近一些，生育率不仅不反弹，倒是更低了。
而梁中堂1984年春节的报告并无得到中央回应，他于1985年再次写信至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和郝建秀，希望中央同意用“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在一两个县进行试验。
1985年3月21日，梁中堂接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规划处的正式函件，同意在山西进行试点。山西翼城最终成为全国13个“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实施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