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前所长田雪原的《中国人口政策六十年》一书记载，1979年3月，山东省烟台地区荣成县农民鞠洪洋、鞠荣芬等136对夫妇发出《为革命只生一个孩子》的倡议书。天津医学院44位职员也发出同样倡议。
而事实上，早1978年年底，中共四川省什邡县委根据中央精神，已经制订出鼓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措施，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用简报的形式，向全国各省做了介绍，被记载在什邡县《六十年大事记》里。这意味着，早在1978年，中央已经萌生了“只生一个”的想法，群众的倡议或许只是中央将要推行“一胎”政策的一个先行策略。
当年的计划生育纪念册（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39期，作者：杨敏，原题：《独生子女政策出台始末》
1980年9月25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下简称《公开信》）。信中阐述了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必要性。
自此，举国上下，不分城乡，将“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推向高潮。
《公开信》出炉
“当时北京市宣武区的几十个育龄妇女联名发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倡议，后来听北京市委的人说，这个倡议其实从天津开始，天津说是从上海开始。其实当时中央心里也没底，觉得‘只生一个’是一件不可突破的事情。后来听到这些群众呼声，才豁然开朗。”当时正在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参与工作的张敏才介绍。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前所长田雪原的《中国人口政策六十年》一书记载，1979年3月，山东省烟台地区荣成县农民鞠洪洋、鞠荣芬等136对夫妇发出《为革命只生一个孩子》的倡议书。天津医学院44位职员也发出同样倡议。
而事实上，早1978年年底，中共四川省什邡县委根据中央精神，已经制订出鼓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措施，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用简报的形式，向全国各省做了介绍，被记载在什邡县《六十年大事记》里。这意味着，早在1978年，中央已经萌生了“只生一个”的想法，群众的倡议或许只是中央将要推行“一胎”政策的一个先行策略。
“这个时候主要是为‘只生一个’做宣传舆论上的准备。”时任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的马瀛通说。
据张敏才介绍，为论证“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可行性，在《公开信》发表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了多次座谈会。“对于‘只生一个’到底姓哪个马，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是否极左路线等问题，大家争论得很激烈，所以‘只生一个’在当时其实遭遇到很大阻力。”
在其中一次人口座谈会上，时任七机部二院副院长的宋健语惊四座，提出若再不控制人口，以后大陆上都没有立足之地了，只能站到水里去。张敏才说，随后的《北京晚报》对宋健在座谈会的言论作了专门报道，并配发漫画。
几个月前，宋健等人在《光明日报》发表以控制论对我国未来一百年人口发展趋势进行测算的结果：“为使我国人口将来不再有大幅度增长，应该在今后30～40年内大力提倡每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在“一胎制”的方案仍进行主义之争时，此文无疑为“一胎制”提供了现实的科学依据，受到相关部门重视。
在这次会议上，宋健再次成为焦点，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点名宋健起草《公开信》。
参加《公开信》起草工作的，一共有八个人。初稿由宋健撰写，后由张敏才、王连城执笔，胡乔木等人又作修改，最后提交书记处讨论定稿。
1980年9月25日《公开信》发表，1982年计划生育被中共十二大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此后，全国各地，不分城乡开始实施“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紧缩计划生育政策，对于超生家庭给予严厉的行政或经济处罚，成为一场波及中国大部分家庭、影响千万人命运的“生育革命”。
“全国各地开始要求城市95%的家庭生一胎，农村90%的家庭生一胎，已经从提倡变成了要求和强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北京市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说。
中央为何以《公开信》的形式，而不是中央红头文件的形式来发布政策，张敏才认为跟当时阻力太大有关。“《公开信》是对党团员的号召，将党团员放在主宾席上，让他们发挥领导带头作用，做群众的工作。这是解放后政府第一次使用这种形式发布政策。这也是胡耀邦同志的创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