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交易费用的思维。中国人在早前的制度中非常熟识那无数的琐碎麻烦，例如要背诵口号，要排队轮购，要搞关系，要走后门。他们每天要花几个小时做这些事。当我说如果这些费用减低，收入会飙升，就是最顽固的旧制度维护者也难以应对。当时的交易费用奇高，怪事天天有，这些大家都清楚，但我需要时间与多篇文章才能说服中国的朋友，如果制度不改，交易费用不会下降。这方面，应归功于我。
“要改为哪种制度呢？不容易说服。我一九七九的文章指出的观点：市场价格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准则，那些惯于排队数小时的人不难明白。然而，当我指出市价只能用于私有产权的制度，同志们不易接受。私字当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没有半点值得尊敬的含意，而私有产权更是直接地违反了北京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执着。
“在这重要关键上，科斯的资产权利需要清楚界定这个思想大显神功。作为当时的经济科学推销员，我知道同样的产品有了个新的包装。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我带弗里德曼夫妇会见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时，赵先生急于向米尔顿解释资产权利界定的重要。这对话有存案，在好几个地方发表过。成功地推销科斯的经济观给总书记也应归功于我。”
思想影响难以肯定
上述几段文字是写给科斯读的，当然要让他老人家开心。虽然说的是实情，但究竟科斯的思想有没有真的影响了中国改革的策划我不能肯定。
一九八五年我从上述的科斯路线指出，资产的所有权不重要，但资产的使用权与收入权重要，建议北京要让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后者要清楚地界定权利谁属。一九八六年我在北京首都钢铁厂作了“两权分离”的建议及解释的讲话，后来知道我离开后给干部们骂个半死。但再过一年邓小平先生又推出同样的两权分离的建议，说那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受到我的影响吗？天晓得！
我不相信经济学者有本领改进社会，更不同意改进社会是他们的责任。我认为经济学者的职责只是解释世事或现象，或者解释怎么样的政策会导致怎么样的效果。这些，原则上经济学可以推得很准确。这是科学。
我不是个改革者。然而，抗日战争时在广西差不多饿死，死不掉对国家的关心无从掩饰。三十年来我写下无数的政策批评或建议，也只不过是为了这点关心。如果我着重于北京的朋友接受我的建议，不会活到今天。我绝对不同意凯恩斯的看法，说什么政治狂人只不过是一些死去了的经济学者的思想奴隶。
一些北京朋友说八十年代中期起中国的干部凡事收费是源于我一九七九发表的《千规律》。你相信吗？干部收钱需要我教你信不信！马克思有影响昔日的中国吗？我认为影响了采用“共产”一词，但只此而已。我看不到毛泽东的思想与政策跟《资本论》有明显的关系。是凯恩斯影响了政府大手花钱吗？还是政府要大手花钱才捧出凯恩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