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山木拍心口
一九八二年我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有中译，但不是我译的。该文多处提到科斯，介绍了他的交易费用观与权利界定观。但我还是没有用中文写过文章。后来决定试以中文动笔，是因为《信报》的林山木（编者注）“拍心口”，说每篇的文字他会亲自过目。
有山木站在旁边，说不得笑，我一口气地写下足以结集为三本书的文章：《卖桔者言》（一九八四）、《中国的前途》（一九八五）、《再论中国》（一九八六），都写得用心。令我高兴的是北京“盗版”，把《前途》与《再论》每本复印了二千册，盖上印章说“内部阅读”。《从科斯定律看共产政制》一九八四年一月发表，结集于《卖桔》。那三本结集的大部分文章皆或明或暗地牵涉到交易费用与权利界定。一九八五年，今天变为律师的侯运辉终于看出了玄机，说：“其实你的文章来来去去都是说同样的话，是吗？”我回应：“那是绝技，不要把我的秘密说出去。”
推销思想要讲法门
这就是问题。把市场经济的运作正确地介绍给中国的同胞，有如把一种物品向他们推销，要选哪个牌子及怎么样的包装才有成效呢？整个二十世纪的信奉市场的经济大师我差不多全都认识，知道他们乐意让我用他们的名字。多年以来，影响中国的思想家差不多全部是西方名字。我要把哪位朋友的名牌打出去推销呢？
我的老师阿尔钦被誉为产权经济学之父，但他的重要贡献是产权与竞争的关系，解释起来不会一招打中中国需要改革的命脉。弗里德曼是自由经济的顶级大师，但提到“自由”北京会说“我们也有”，何况该词要从局限约束的角度看，解释很麻烦。“私产”一词当然不能用，就是“资本主义”也是北京朋友的大忌。科斯呢？他提出的观点与角度够新奇，有深度，也可以完全避开了当时在中国存在的意识形态之争。我于是集中于交易费用与权利界定这两项科斯的看家本领入手。
私有产权换了包装
二○○八年我为科斯写《中国的经济制度》，其中有如下的回忆：
“没有更好的时间，没有更好的地方，也许没有比我这个写手更好的推销员，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推广科斯的思想。那时，国内的意识大门逐渐打开：同志们知道他们历来相信的不管用，要找新的去处。一九八二年五月，我获任香港大学的经济讲座教授，那是当时跟进中国发展的最佳位置。我对科斯的论著了然于胸，而众人皆知他是我的好朋友。我是个中国文化与历史专家，同志们不能对我说我不懂中国——他们对外人例必这样说。我可以用中文动笔，没多久就写出读者认为通俗、风格鲜明的文字。这一切之上是科斯的原创思想，当时容易推销。如果当时的中国像今天那样，我是不会那么幸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