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不知是大学问
科斯是个奇怪的人。我要到认识他之后才知道，他完全不知道“外部性”是什么一回事，没有听过“externality”这一词！为此一九七○年我发表《合约结构与非私产理论》，长的，但内容其实只是说：蠢到死，没有外部性这回事！当然屡受千夫指，但今天该文还在，还可在好些研究院的读物表中见到，而千夫则不知何处去矣！做学问是过瘾的玩意。
说到《社会成本》那篇大文，其实我认为科斯早一年发表的、写同一话题的《联邦传播委员会》是更好的文章。去年我跟巴泽尔这样说，他读《联邦》后来邮，说我对，天下到哪里去找那么好的经济学文章？同学们要知道什么才算是学问，跪下来拜读该文吧。
主观强有偏爱
我们不容易明白为什么科斯对中国那么偏爱，而作为信奉私产与市场的一代大师，他却高举中国的共产党！（我有他的亲笔信为证。）我自己不明白的，是行内的朋友喜欢把我和科斯连带在一起。我和科斯相聚的时间其实短暂。一九八二年科斯荣休，《法律经济学报》要集文作贺，我交去的《公司的合约性质》被放在前头。一九八七年英国的The New Palgrave经济学辞典出版，写《科斯》那项由我执笔。一九九一年科斯获诺奖，我和太太获邀到瑞典去，要我在一个诺奖得主云集的宴会中，代替需要休息的科斯讲话。害得我和太太花了三万港元造晚礼服，指定要是怎么怎么样的。我投诉，但邀请那方说：“不会是浪费，你们还要再穿的。”到哪里再穿呀？长长的燕尾，古怪的衬衣，一百年后我的孙儿的孙儿或可拿去拍卖。
一九八○年十二月，美国经济学会在底特律举行年会，科斯约见我，大家在宾馆喝咖啡的地方坐下来，他简单地说：“听说中国有可能改革，你要回到中国去。”这是突如其来，我无以为对。过了好一阵，他解释，说：“没有人怀疑你在美国的学术成就，但中国要改革，他们不会知道怎样做才对。经济制度的运作你可能比任何人知得多，又懂中文，他们不改无话可说，但如果真的要改你回到中国的贡献会比留在美国的大。”我也无以为对。咖啡就是那样喝完了。
杨怀康传口信
过了几个月，杨怀康说，香港前财政司郭伯伟（编者注）嘱他通知我，香港大学的经济学讲座教授之位将要空出，要我考虑。科斯知道，促我申请。一九八二年五月我到港大上任，坐在那里我知道要放弃用英文动笔了。但我没有用中文写过文章，怎么办呢？
一九七九年十月我发表《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用中文，由我口述朋友执笔，回应孙冶方先生一九七八年十月发表的《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我的《千规律》指出，在无数的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中，只有市价不会导致租值消散，而市价只能在资产属私有的情况下才出现。该文没有提到科斯，因为他从来不管租值消散。我自己要到多年后才成功地把租值消散与交易费用画上等号，打开了另一个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