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面临的体制风险
中国市场最大的特色是：政府是市场的主导力量，控制着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和企业家需要利用的市场资源。
民营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进退”调整，使得企业家有了成长的土壤。
张维迎认为，中国市场最大的特色是：政府是市场的主导力量，控制着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和企业家需要利用的市场资源。中国任何一个企业都要得到政府大大小小、上上下下好多个部门的批准。另外，“政府也是我们最大的供应商，你要上市，要获得银行的贷款，都需要政府的批准、政府的支持，否则不可能；政府也是企业最大的客户，还有好多的采购行动，政府甚至可以通过地方保护，限制一个产品的市场进入”。
这导致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政策风险，而不是市场风险，所以预测政府的变化比预测市场的变化更为重要，但预测政府政策比预测市场更难。所以，企业家不得不把大量时间、精力、资源花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上。
2003年10月，在云南弥勒举行的一次企业家论坛上，主持人问在座的数百位企业家：“谁敢说你们没行过贿？没有行贿的请举手。”据当时在场的万科董事长王石记录：“在座的老总开始时你看我，我看你，过了一会儿才有人举手，举手的姿势很缓慢，像做贼心虚似的，最后有五六位举手。”
《中国企业家》杂志总编辑牛文文称，企业经营生产所必需的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里，却不能通过公平公正透明的方式来获得。企业家不得不通过行贿等灰色手段来取得，但稍有不慎，势必有人落水，付出代价。“其实这些权利和资格，政府应该无偿提供给国民”。
牛文文指出，黑幕交易和官商勾结成为很多企业家的绊脚石。在这种大背景下，正直有序的企业家同样面临尴尬。中国商业的起点居然写满了罪恶，不管是在政府还是社会其他阶层眼里，他们是利用了制度和法律的空当来发财的“罪人”。他们的巨额财富充满了民众的血泪，所以毫不奇怪，汶川大地震之后众多网友逼捐，其中明星和企业家首当其冲。
牛文文认为，公众不应该恨企业家，而应该问为什么政府不把这些便利直接提供给大家。直到今天，很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还面临着跟外资企业不一样的国民待遇。
新一代财富英雄的崛起
第三代企业家在产权关系和公司治理方面一开始就比较正规，他们主要面临着市场风险，而非体制风险
与柳传志、倪润峰、张瑞敏等一代的企业家相比，如今有更多的企业家正以更快的速度、更年轻的姿态在崛起。分众上市时，江南春才33岁；李彦宏31岁回国创立了百度，5年后，百度上市，被风险基金认可为当今全球五大搜索引擎技术专家之一；而邓中翰只用了6年时间，就占据了超过60%的电脑摄像系统多媒体芯片市场，同样在纳斯达克上市。具有同样“特质”的还包括网游大亨陈天桥、QQ之父马化腾等。
在中国，演绎这种创业故事的年轻企业家已然形成了一个群体。他们与柳传志、张瑞敏等教父级企业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新的企业家的价值和精神得以用制度来保证，资本开始积累，有了“创始人”这个重要概念。张朝阳、丁磊成为清白的财富英雄，他们没有所谓的原罪。他们的另一贡献是“期权”概念，这解决了企业家的价值问题，也解决了如何承认企业家对企业的贡献问题，这让所有职业经理人都具备了未来价值。
他们和以前的企业家的共同点就是创业时要冒很大风险。但不同年代，风险的性质不同。上世纪80年代企业家面临的主要是体制风险，市场风险较小。上世纪90年代成长的企业家面对体制和市场双重风险。因为双重风险，当时很多成功的企业，现在已经死掉；很多当时叱咤风云的企业家，现在默默无闻。新一代企业家则主要面临着市场风险。
而三代企业家最重要的不同是面临的产权制度不一样。第一代企业家基本是“红帽子”企业；第二代比第一代的产权状况要好，国企开始改制；而第三代企业家在产权关系和公司治理方面一开始就比较正规。社会上对第三代企业家的非议很少，原因是他们的产权关系一开始就比较清楚。
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所有现代民主政治体制，最基本的保证就是产权。
92派
“92派”是指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企业家，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是“92派”这个名词的发明者。1992年，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巡讲话的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形成了以陈东升、田源、毛振华、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为代表的企业家。《中国企业家》主编牛文文评论“92派”说，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