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派”企业家的诞生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掀起下海热潮，不少主流精英下海创业，开创了现代企业发展和经济变革的新篇章。
在国企艰难改革的同时，乡镇企业、“红帽子”企业，以及价格“双轨制”的推行，孕育出一批乡镇企业家和“倒爷”。
1985年，中国政府正式把“双轨制”作为价格改革的思路，到80年代后期，整个中国经济成了双轨制经济。“双轨制”滋生了官场腐败。那些管计划指标的官员、企业的领导人和搞销售的人员，因为“双轨制”获利，并成为转轨(价格放开)的反对者。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市场经济的主角是企业家。没有企业家，就没有市场经济。双轨制在保持经济系统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孕育了几代中国企业家，他们是过去、也是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似乎一切都在为1992年打基础。是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由此结束了“姓资姓社”争论，中国式改革进入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国企收购者黄鸿年应时而生，这位“港商”掀起了国企并购浪潮，短短14个月中，黄鸿年组建了庞大的企业帝国，并完成海外上市，成为第一个吃螃蟹者。
1992年5月，国家体改委颁发了《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这是中国企业发生真正变革的转折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大背景下的一个动人细节是，1992年，黑龙江省绥芬河市长赵明非，做了一件轰动全城的事情。当年5月，赵明非带着一件夹克、两个饭盒、一套取自宾馆的牙具、一台小收音机，和他母亲带上从北京捎来的蜂王浆，上街摆地摊去了，头一天晚上就通知了电视台。赵明非以“摆摊秀”的形式呼唤人们经商、办厂，发展经济。为了方便公务员业余时间经商，赵明非还推出了7小时工作制，并推行机构精简。
这是中国下海潮的一个缩影，《变化》的作者凌志军在书中列出了一个当年下海名人的单子：薄熙成、李宁、黄婉秋、张海迪、韦唯、那英、刘晓庆、陆文夫、王朔……他写道：“几乎所有的禁令都被取消了。政府可以办公司，学校可以去赢利，教师可以兼职，官员可以做买卖，倒卖紧俏物资的人可以合法地从中谋利。一个省的检察机关公开声明：对回扣、提成和兼职收入，将不追究法律责任。另一省的工商部门跟着宣布，谁要是想办公司，可以不必申请营业执照，也不必缴纳管理费……”
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度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1992年，陈东升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宏观经济研究，同时还担任了一本管理类杂志《管理世界》常务副总编。邓小平南巡之后，他按捺不住了，辞职下海创办中国嘉德拍卖股份有限公司，又于1996年创办泰康人寿股份有限公司。多年后，陈东升称，他至今对《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这两个文件记忆深刻，因为这两个文件，才诞生了中国嘉德拍卖和泰康人寿两个新型的股份有限公司。陈东升的同学毛振华，当时在中南海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工作，他也于1992年下海，开始筹备创立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正是“92派”，将商业价值推上了社会主流价值观，不少主流精英们下海创业，开创了现代企业发展和经济变革的新篇章。上世纪90年代的媒体真实地记录了那个充满激情的时代，如今，你走在中国最偏僻的乡村也能看到的墙体广告正是那时的发明，那时，产生了很多耀眼的明星企业和企业家。他们注重营销，他们甚至用毛泽东思想治理公司。著名的有爱多、秦池、太阳神、巨人等等，但很多又快速倒下。
2000年，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大败局》序言里写到，在摆脱旧体制铁链束缚的改革之初，激情———一代百无禁忌的弄潮儿的激情曾经拯救了整个中国企业界的脸面，然而很快，激情所散发出来的负面效应，令中国企业陷入前所未有的迷茫和冲动之中。
吴认为，在过去的将近20年里，中国企业界和企业家形成了一种非理性的市场运营模式和思维，涌动在激情之中的那股不可遏制的投资和扩张冲动，上演了一出令世界瞩目的中国企业崛起大戏。可也正是这场激情又把中国市场推向新的无序和盲动，使中国市场呈现出非线性的迷乱态势。他们对民众智商极度藐视，在营销和推广上无不夸大其词，随心所欲，对市场规则十分漠视。中国企业家要真正地成为这个社会和时代的主流力量，那么首先必须完成一项工作———那就是塑造中国企业家的职业精神和重建中国企业的道德秩序。
但随着中国市场的开放和知名跨国品牌的进入，随着市场的日趋规范和竞争台阶的提高，随着网络年代的到来及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中国企业界终于迎来了激情年代的终结。这也是很多知名企业倒闭的原因。
“产权”背后的悲喜故事
1992年出台的《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这两个文件的重大意义在于“产权明晰”
中国企业家们还有另外一种悲剧故事。最著名的是褚时健。
这个人曾经领导云南红塔集团17年，创造利税近千亿元，并打造了一个无形资产价值400多亿的红塔山品牌。1990年褚时健被授予全国优秀企业家终身荣誉奖“金球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我们中国企业家和外国企业家有很大区别，我们要将自己的利益放在后边，他们则首先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头。”那时，他月收入有480多元，加上一些奖项，总共可达1000元。
后来，据媒体披露，褚时健从此开始，利用职权为他人批烟，其亲属从中收取了大量钱物，折合人民币总计5000多万。1995年2月，一封匿名举报信寄至中纪委，后来，褚时健及数名亲属被一一收审，女儿在狱中自杀。
褚时健之所以被很多人同情，是因为他的国企老总的身份，使得他这个对企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没有得到应有的经济回报。
与他同一时期的风云人物柳传志无疑是最大的幸运者。早在1993年，柳传志就在思考联想的产权改革问题了。1984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所投资20万元，创立了国有民营的联想集团有限公司，并从最初的11人的公司发展到1999年，已成为拥有员工7000余人，年销售收入突破170亿元、多元化发展的大型企业，并于1994年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
但1993年，在国外公司及其产品的强烈挤压下，联想集团第一次没有完成年度销售计划。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开始深入思考一个问题：联想要发展，不改革不行了。
柳传志认为，国内的高科技企业的产权问题是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从根本上决定着企业的领导者的积极性。
创业者们为联想的发展做出了特别的贡献，但长期以来，由于改革滞后，他们的贡献没有得到必要的经济补偿，一直拿着很低的工资待遇。如果他们退下来时，仍然只给很低的退休金，于情于理都是不公平的。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将企业未来的发展与退休员工的切身利益密切结合起来。
1994年，中科院领导非常明智地从资产股份中拿出35%给联想集团，作为分红权进行试点。分红权有了，但还没有量化到个人，职工的贡献率还是无法计算。人们希望联想改革的步子再大一些。于是，联想人正式开始了股权改革的实践，为高新技术企业的改革进行新的尝试。
这35%的股份是如下分配的：这一部分整体比例依照35%、20%和45%的份额进行分配。35%分配给公司创业时期有特殊贡献的员工，共15人；20%以时间为限，分配给1984年以后一段时间内较早进入公司的员工，大约160人；45%并没有固化到具体人身上，而是根据作出贡献的大小分配给以后有特殊贡献的员工。柳传志个人所占份额仅为总股份的1.2%.当时有人测算称，分到柳传志名下的股份的价值达到1亿元。
联想的产权改革成为当时国企改革的标本。现在看来，《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这两个文件的重大意义在于“产权明晰”，这一方面是民营在当时蓬勃发展的动力所在，另一方面也逐渐成为国企改革的方向。
1990年，张维迎远渡重洋，赴牛津大学求学，在牛津的四年，他把学习的目标集中在求解“资本雇佣劳动”之谜。1994年，他的博士论文《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通过了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张的结论是，“资本雇佣劳动”是一种保证真正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会脱颖而出的机制，即当一个社会中不存在个人财产所有制的时候，就失去了判别企业家才能的重要标准。
